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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说得很对，他说：“对金钱的普遍关心是我们的文明中一件充满希望的事实……这两个东西＇金钱和生活＇是不可分割的：金钱是使生活得以社会地分配的筹码：它就是生活。……”因此，这里所说的文明，乃是文化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传统和个性已失去了其直接的效力，每一观念，要想付诸于实现，就必须采用金钱的术语。起初，一个人富有，是因为他有权——现在他有权却是因为他有钱。才智只有当金钱把它推上宝座时才能得到宝座。民主政治就是金钱与政治力量之间已达成的一种均势。
尽管每一文化都有其经济史，但它们都贯穿着一场殊死的斗争，那就是种族的扎根于泥土的传统、它的心灵反对金钱精神的斗争。每一文化晚期之始的农民战争（在古典世界是公元前700～500年；在西方是1450～1650年；在埃及是古王国末期），都是血统反对那正从扩张中的城市向大地伸出魔手的金钱的第一个反应。施泰因（Stein）的警告“谁把土地变成动产，就是把它化成金钱”，指出了所有文化所共有的一个危险；即使金钱无力袭击财产，它也会巧妙地打进贵族及农民这些土地占有者的思想中去，直到那随着家族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世袭财产开始变成仅仅像是“投入”土地的资金，并且使其本质的方面变成是可流动的。金钱的目标就是要使所有的一切都动起来。世界经济即是那些在思想上完全脱离了土地而成为流动物的价值变成现实的经济。古典的货币思维，从汉尼拔时代开始，是把整个城市都转换成硬币，把全体人口都转换成奴隶，由此把两者都折合为金钱，可以从各地带到罗马，并在罗马作为一种权力向外使用。
浮士德式的货币思维“开发”了一个又一个的整块大陆、大河流域的水力、广大地区居民的体力、煤层、原始森林、自然法则，并把它们全都转变成财力——为此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采取了出版、选举、预算或军队等等方式——以用于实现主人们的计划。凡是从生意的观点看还没有被人占有的世界资源，正如约翰·加布里埃尔·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所说的“沉睡的黄金精神”，总可以从中抽象出新的价值来；除此而外，那些东西本身根本没有经济意义。
四
如同每一文化都有其自身的货币思维方式一样，它也有其固有的货币象征，它通过这种象征把它在经济领域的评价原则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是一种把思想感性地实现的方式，其重要性与口头的、书面的或图象的数字以及其他数学符号完全相等。在这里，存在着一个在目前还几乎没有被探究过的深奥的和丰富的探索领域。甚至连一些基本的观念都还没有被正确地论述过，因此在今天，要去明白地传译货币观念是根本不可能的——正是这种观念，为埃及的以物易物和证券业、巴比伦的银行业、中国的簿记，以及犹太人、帕西人、希腊人和哈伦·拉西德时代以来的阿拉伯人的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唯一可能的就是指出阿波罗式的和浮士德式的货币的根本对立——前者把货币看作是量，后者把货币看作是功能。
在经济上，跟在其他方面一样，古典人把他周围的世界看作是可以变换位置、移动、相互驱逐、攻击或消灭的实体的集合，就像德谟克利特所描写的自然一样。人是诸实体中的一种，城邦是作为这些实体之总和的一个高级实体。生活的全部需要就在于有形体的量，因而金钱也代表这样一个实体，犹如阿波罗神像代表一个天神一样。公元前650年左右，与多立克神庙的石头实体及其周围的塑造逼真的自由塑像同时，还出现了硬币，一种刻有精美形式的金属块。作为一种量的价值，其实早就存在——事实上跟这种文化本身一样的悠久。在荷马时代，一个塔伦是有一定重量的一小块黄金或一小件黄金饰品。阿喀琉斯的盾牌代表“两塔伦”黄金，甚至迟至罗马时代，人们仍常常按重量来登记银器和金器。
不过，以古典方式形成的货币实体的发现是如此之非同寻常，以致我们甚至到现在还没有领会其深刻的和纯古典的意义。我们把它视作是“人类的成就”之一，并且，正如我们在街道和广场到处都有塑像一样，我们也到处都可见到这种硬币。我们力所能及的就只有这些；我们能仿效其形状，但我们不能赋予其同样的经济意义。把硬币当作货币是一种纯古典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在一个全然按欧几里得式的观念设想的环境中才是可能的，但它在那里却创造性地支配了一切的经济生活。诸如收入、资金、债务、资本这类的概念，在古典城市里的意义跟对我们的意义完全不同。它们意指的不是从一个点发射出去的经济能量，而是手头有价值的物体的总和。财富永远是一种流动的现金储备，它随有价值的东西的增减而发生变动，它和土地产业根本没有联系——因为在古典思维中，这两者完全是分离的。贷款就是现金的借出，并期望这笔借款仍以现金偿还。喀提林尽管拥有庞大的不动产，可他还是很穷，因为没有人借给他为政治目的所需的现金；罗马政治家所负的巨额债务的最后保证不是等值的土地，而是掠夺一个行省的动产的确定远景。
据此且只有据此，我们才能理解某些现象，诸如第二次僭主政治统治下的富人大批地被处死；罗马的叛逆法令（其目的是为了攫取共同体中的大部分流通现金）；德尔斐神庙财宝在圣战中被福基斯人（Phocians）所销毁，科林斯的艺术珍品被穆米乌斯（Mummius）所销毁，以及恺撒在罗马、苏拉在希腊、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在小亚细亚把最后的还愿贡品销毁掉——当需要贵重的材料、金属和象牙时，就顾不得艺术价值了。那些在胜利中掠获的塑像和器皿，在观众的眼里就只是现金，因此，蒙森试图根据硬币窖藏的出土地点来推断瓦鲁斯蒙难的地址——因为罗马的宿将是亲自携带他的全部贵金属财产的。古典的财富不在于拥有产业，而在于积存金钱；一个古典的金融市场并非像我们世界的和古代底比斯的证券交易所那样是一个信贷中心，而是一座实际上集中了世界上的大笔现款的城市。可以认为，在恺撒时代，古典世界的黄金有一半以上在罗马。
但是，大约从汉尼拔时代开始，当这个世界进入到无限制的财阀政治的状态时，在其所控制的地区，天然的、数量有限的贵金属和材质上有价值的艺术品已根本上不能充分地满足需要，对于新的能够用作货币的实物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于是，人们就看中了奴隶，奴隶是另一种实物，他是一件物，而不是一个人，因而可以当作货币一样看待。从这一点上看，古典的奴隶制是一切经济史中极其独特的一种奴隶制。硬币的性质被扩展运用到有生命的物体身上，供地方执政官和包税人掠夺而“开发”的地域上的人力储存，跟金属储存一样使人发生兴趣。一种奇特的双重评价方式发展起来了。奴隶有市场价格，尽管土地没有。他有助于巨大的闲散财富的积累，因此，在罗马时代就已经有了庞大的奴隶群，那是其他任何一种需要也无法完整地加以解释的。只要人们所需要的奴隶数目与他能获利地使用的奴隶数目还只是一样多，那奴隶的数目就不会太大，并容易由战俘和判决的负债人来补充。在公元前6世纪时，开俄斯（Chios）才开始输入买来的奴隶（Argyronetes）。这种奴隶与人数多得多的拿报酬的劳务者之间的差别，原本就是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由于古典经济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不懂得系统地开发人力资源，因而，罗马时代的奴隶，他的存在不是在工作中被剥削的，而或多或少地是被雇佣的，以便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能够留下来。具有某种特长且长相特别登场的奴隶最受欢迎，因为生活费一样多，他们却是一份较好的财产；他们被借给别人就像被借出现款一样；而且他们可以经营自己的生意，以便他们能发家致富；自由劳动被廉价出卖——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无论如何也要补偿这宗资本的维持费用。大多数奴隶根本没有被使用过。他们以其单纯的存在来完成他们的任务，就像手边的货币储备一样，这种储备不像当时可资利用的金属储备那样有自然限度的限制。正是由于这一事实，对奴隶的需要无限地增长，结果不仅导致了一些纯粹为了得到奴隶而进行的战争，而且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