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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物物交换的节奏和进程中，商人仅仅只是一个中间人。在市场上，掠夺性的经济和生产性的经济彼此相遇，但甚至在船队或商队卸货的地方，贸易也只是作为乡村交易的器官出现。这是“永恒的”经济形式，甚至今天在远离城镇的乡村小商小贩的不可磨灭的古老形象里，在自然地形成小规模的物物交换圈的城郊僻巷里，在学者、官吏以及一般说来每个未加入大城市日常经济生活的人的私人经济里，还可以看到这种经济形式的存在。
随着城镇的心灵的形成，唤醒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生活。一当市场变成了城镇，它就不再是横贯纯粹的农村风景的物品流的单纯中心的问题，而是城墙里面的第二个世界的问题，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城外的”单纯的生产性的生活只是目的和手段，从它那里，另一种川流开始进入循环。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真正的城里人不是原始的土地意义上的一个生产者。他与土地或经过他的手的物品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他不同这些东西生活在一起，而只是从外面去看它们，并参照他自己的生活水准去评价它们。
随之，物品变成了商品，交换变为销售，并且我们还从思考物品转而思考货币了。
随之，一种纯粹广延性的东西，一种范围明确的形式，从经济的可见的对象中被抽象出来，如同数学思想从被机械地构想的环境中抽象出某种东西一样。抽象的货币正好相当于抽象的数字。两者都全然是无机的。经济图象唯独只被还原为数量，而“物品”的重要之点向来是它们的质量。对于早期的农民来说，“他的”牛首先只是一头牛，是一个单位性的存在，其次才是一个交换对象；但是，从真正城镇人的经济眼光来看，唯一存在的东西就是一种抽象的货币价值，它只是在当时恰巧以一头牛的形状出现，这头牛随时都可以换成钞票。即便如此，真正的工程师在一个著名的瀑布中所看到的，也不是一个独特的自然景观，而是一个可计量的、未被开发的能源。
所有现代货币理论的一个错误，就是它们是从价值记号，甚至从作为支付媒介的物质出发，而不是从经济思维的形式出发。实际上，货币，跟数和法律一样，是一种思维范畴。我们对于周遭的世界有一种金钱的考虑，恰如我们对其有一种司法的、数学的和技术的考虑一样。从对一所房子的感官经验中，我们可获得完全不同的抽象，这要看我们的心理是从一个商人、一个法官还是一个工程师的观点来评价它，要看所参照的是一个收支清单、一个诉讼还是一个坍塌的危险性。无论如何，与货币思维相接近的是数学。从生意的角度来考虑一切，就是进行计算。货币价值是一种数值，可用计算单位来衡量。这种精确的“价值本身”，跟数本身一样，首先是那没有根基的城里人所想出来的；对农民来说，只有一些参照此时彼时的交换对象而获得的暂时感受到的价值。凡是他还没有用到的，或他还不想占有的，对于他而言就“没有价值”。只有在真正城里人的经济图象中，才有客观的价值和各种独立于他的私人需要、作为具有一般有效性的思想因素而存在的价值，尽管实际上每一个体都有他固有的价值体系和他固有的极其多样的价值标准，尽管他是参照这些来判断市场的主导价格是“便宜”还是“昂贵”。
早期的人类是对物品进行比较，并且只借助理性的手段进行比较，后来的人类则是计算商品的价值，并且是借助死板的、非定性的尺度来计算。现在，黄金不再比照牛来估算，而是牛比照黄金来估算，结果则由一个抽象的数字即价格来表达。价值的这种估算是否在一个价值记号——因为书面的、口头的或表象的数字符号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数字——中有象征性的表达以及如何表达，这取决于特殊文化的经济类型，而每种经济类型又都产生一种不同的货币。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共同条件，就是依据货币来进行经济思考的都市人口的存在，而且正是货币的这种特殊性，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价值记号是否也可以作为一个支付媒介；古典的硬币，也许还有巴比伦的银子，都具有这样的作用，而埃及的代本（deben）（按磅称出的生铜块）则是一种交换的尺度，但它既不是价值记号，也不是支付媒介。西方和“同时代的”中国的银行纸币，同样地是一种媒介，而不是一种尺度。事实上，关于贵金属的硬币在我们的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习惯于彻头彻尾的自我欺骗；这类硬币不过是模仿古典风尚制成的商品，因此，它们是比照信用货币的账面价值来计算的，它们有一种“价格”。
这种思考方式的结果是，跟生命及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古老的财产（possession）观念，让位于本质上流动的、性质上不甚确定的财富（fortune）观念：财富主要不在于物品本身，而在于对物品的投入。从其本身来考虑，它纯粹是货币价值的一种数量。
作为这种思维方式的所在地，城市变成了金融市场，变成了价值的中心，货币价值的川流开始注入物品之流，使它理智化并控制它。由此，商人就由经济生活的器官变成了它的主宰。用货币来思考，永远就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的商业的或生意的思考。它是以土地的生产性经济为前提的，因此，其经济形态首先永远是掠夺性的，因为根本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获益”、“赢利”、“投机”之类的词，就是指从物品送往消费者手中的中途来赚取利润——这是一种才智性的掠夺——因此对早期的农民是不适用的。只有通过使我们自己完全适应真正的城里人的精神和经济眼光，我们才能认识到这些词的意思。他工作不是为了满足需要，而是为了出售，为了“钱”。生意经的观点逐渐融入每一种活动中。乡下人同物物交易有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既是卖主，又是买主，甚至原始市场的商人几乎也不例外。但是，由于货币交易，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仿佛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出现了一个第三者，即经纪人，他的思想先天地由生命的生意方面所支配着。他迫使生产者供货，迫使消费者向他要货。他把中介提升到一种垄断地位，并从此提升到经济的首要地位，迫使另外两个方面以他的利益为归依，按他的计算来预备商品，并在他的报价的压力下降低商品的价格。
能掌握这种思维方法的人，就是金钱的主人。在所有文化中，都走的是这样一条演进之路。吕西阿斯（Lysias）在他的反对谷物商人的演说中告诉我们，比雷埃夫斯（Piraeus）的投机商人为了制造恐慌，常常散布载运谷物的船队遇难或战争爆发的谣言。在希腊化－罗马时期，为了哄抬物价而使土地荒芜，或是限制进口，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手段。在埃及新帝国时期，则是通过票据贴现这样一种完全可与西方的银行运作相媲美的方式来造成美国式的小麦囤积。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的行政官克莱奥米尼通过簿记交易将全部谷物供应集中在自己手中，因而在希腊造成了广泛的饥荒，为自己赚得了巨额利润。在经济上若是不这样来思考问题，就只会成为大城市的金融运作的一个末流角色。这种思维方式不久就控制了整个城市人口的醒觉意识，因此也就控制了每个在经济史的行为中发生重要作用的人的醒觉意识。“农民”和“市民”不仅代表着乡村和城市的差别，而且代表着财产和货币的差别。荷马时期和普罗旺斯王室宫廷的灿烂文化，是一种与人们本身的盛衰息息相关的东西——甚至今天，我们也常常能在旧式家族的乡间生活中看到这种情形——但那更为精致的资产阶级文化，它的“舒适”，则是一种外来的东西，是能用钱买到的东西。所有高度发达的经济都是都市经济。世界经济本身，是所有文明中富有特色的经济，它其实应恰当地称作是世界城市经济。甚至这种世界经济的命运，现在也是在少数几个地方决定的，如在巴比伦、底比斯和罗马，在拜占廷和巴格达，在伦敦、纽约、柏林和巴黎等都市的“世界金融市场”。余下的则是一种垂死的地方经济，这种经济在其狭小的圈子里继续运行，没有意识到自己完全是依赖性的。最后，金钱是才智能量的形式，统治者的意志，政治的和社会的、技术的和精神的创造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全都集中于此。萧伯纳说得很对，他说：“对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