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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事在后期正向着所愿望的结局发展且胜利在望时；或者当终止一个历史时代的条约就要落下最后的签名时——他就会感觉到一种莫大的权力感，那是谈论真理的人所不可能知道的。有一些时刻——它们常常指示着宇宙涌流的（禁止）——个人感觉到自己与命运、与世界的中心是同一的，觉得他自己的品格几乎就是未来之历史将要披戴到身上的外套。
政治家首要的问题就是要使自己脱颖而出；其次——不如第一个问题那么明显，但其最终的影响要更为坚实、更加伟大——就是要创造一种传统，要带动别人，使自己的事业可以按照自己的脉动和精神继续下去，还要释放出这样的一种活动潮流，即不需借助原来的领袖，它也能维持原有的形式。若能如此，则政治家就可唤起古典世界无疑会称之为“神性”的东西。他将成为一种新生命的创造者，成为一个年轻的种族的精神始祖。他自己作为一个单位，在若干年后将会从这川流中消失。但是，由于他的召唤而出现的少数人，会担负起他的事业，把它无限地保持下去。这种宇宙之物，这种统治阶层的心灵，是一个个体所能产生并作为一种遗产留传下来的，在整个历史中，正是这种东西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伟大的政治家是罕见的。他能否出现，能否赢得胜利，是太早还是太迟，这都是偶然性所决定的。伟大的个人常常是破坏多于建设——这种断裂，是由于他们的死亡而在事变之流中造成的。但是，传统的奠立则意味着偶然性的消除。一种优秀传统可以孕育出一种高水平的常态，未来可由此而推算出来——这常态不是恺撒，而是一个元老院，不是拿破仑，而是一支无与伦比的军官团。一个强有力的传统可以从四面八方吸引人才，使个人的小小的天赋能够产生出伟大的结果。意大利和荷兰的画派就是证明，普鲁士的军队和罗马教廷的外交也不例外。跟腓特烈·威廉一世相比，俾斯麦身上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他虽能够作出个人的成就，但不能形成一种传统；他没有一个可与毛奇的军官团相媲美的相应的政治家的族系，这些政治家应在情感上把自己等同于他的国家及其新的任务，应不断地从下层选拔人才，从而为永久地延续俾斯麦的行动节律作好准备。如果这一创造传统的努力无所斩获，那么我们所拥有的就不是同质的统治阶层，而是一帮乌合之众，每当面对意外事件就束手无策。若是那一创造获得了成功，那我们就会有一个主权民族（Sovereign People），在此，这个短语的意思是指这个民族配称是一个民族，且在事实的世界中是可能的——它有一个受过高度训练的、可自我补充的少数，这个少数则有稳固的和日渐成熟的传统，能把每一个人才吸引到那迷人的圈子中来，充分地加以利用，并在事实上能同它所统治的民族的余下部分和谐相处。这样一种少数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族系”，哪怕它刚开始还只是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并且它的决策的稳定可靠将是出于血统的，而非出于理性的。但是，这意味着：在它里面所发生的事，都是“自行”发生的，不需要天才。如此一来，可以说，伟大的政治将取代伟大的政治家。
那么，什么是政治？政治是关于可能的艺术——这是一句古话，且几乎是一句无所不包的话。园丁从种子得到一种植物，或者他改良那植物的品种。他能使隐藏在植物里面的倾向、它的生长和颜色、它的花和果，发展出来，让它盛开或使它凋谢。植物的完成、它的力量、它的整个命运，皆有赖于园丁对各种可能性——因而各种必然性——的眼力。但是，其存在的基本形式和方向，它由此而来的阶段、速度及方向，都不是园丁所能掌控的。植物必须自己完成这些事项，然后枯萎凋谢，这对于我们称作“文化”的巨大植物和与其形式世界相关联的人类家族的存在之流也是一样的。伟大的政治家即是一个民族的园丁。
每一个实干家都是生于一个时代且为一个时代而生，因此他的可取得的成就的范围是确定的。他的祖辈、他的后辈，都有着不同的基准，因而任务和目标也都不一样。由于他的个人品格、他的民族的特性、局势以及他不得不与之共事的人等方面的局限，那范围就更加狭小了。杰出的政治家的一个标记，就是他很少因为错误地理解了这种局限而受到拘役，同样地，他也很少忽略那限度以内的任何可以实现的事情。因此——这一点无需过分重复，尤其是对德国人——对于什么是“应当”做的和什么是将要做的，他有准确的辨别力。国家和政治生活的基本形式，它们的演变的方向和程度，都是一些既定的标尺，且不可改变地依赖于既定的时代。它们是取得政治成功的途径，而不是目标。另一方面，政治理想的崇拜者，总是从一无所有中去创造。他们的才智自由是惊人的，但他们的由诸如智慧和正直、自由和平等之类的空洞概念所构成的空中楼阁，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是自楼上往下建成的。至于那真正的政治家，事实的主人，则满足于不知不觉地去指导他所见到和接受的明显的事实。这看起来好象没什么，可在自由一词的宏大意义上说，那正是自由的出发点。政治的诀窍，就在于从细小的事情开始，在于小心翼翼地掌舵，在于对集体和个人的心灵的最细微的振动都有敏锐的感觉。政治家的艺术，不仅在于对面前不偏不倚地划定的主要路线有明确的意识，而且在于对在那些路线上遇到的个别事变和个别人物要稳妥地应对，这样才能把一个迫在眉睫的灾难化成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一切胜利的秘诀，就在于对一些琐碎细节的组织。一个博弈的行家里手，例如塔里兰，他是作为战败一方的大使前往维也纳，却使自己变成了胜利者的主人。在卢加（Lucca）会议上，处境濒临绝望的恺撒，不仅使庞培的势力变为有利于他自己的目的，同时还暗中动摇了它，而他的对手却没有觉察到这个事实。但是，可能的领域是一个双刃剑，也有危险的边缘，如果说巴罗克时代的伟大外交家的娴熟手腕，几乎总是能够使他保持冷静，化险为夷，那么经常给他使绊子的，恰恰就是空想家们的特权。历史总有一些转折期，在那时，治国之才也会随波逐流，以免丧失领导权。每个局势都有其伸缩的限度，而对那一限度的估计，是不允许有一点点小错误的。一次达到爆发点的革命，总是一种证明，证明统治者及其对手缺乏政治脉动。
进而，对于政治家来说，必须要做的事就应及时去做——就是说，当出现一件现成的礼物的时候，统治势力就应把握时机，借此就可以给自己收买到信任；反之，如果自甘牺牲，主动放弃，就会暴露自己的弱点，引致别人的蔑视。政治形式是活生生的形式，它的改变决然要遵循某一确定的方向，力图阻止这一进程或使之转向某种理想，无异于承认自己“不合状态”。罗马贵族就具有脉动方面的这种一致性，斯巴达人则没有。在民主政治正处上升的时期，我们一再看到（例如在1789年以前的法国和1918年以前的德国）因为不能把握时机而导致的致命后果：在那时，政府对于必需的改革，将其当作一种自愿的礼物给予得太迟；同时，对于应最坚决地加以拒绝的东西，却又当作一种牺牲品拿出来，由此就成了瓦解的信号。但是，那些不能在最佳时机觉察到第一必然性的人，决然不可以再误失第二次局势。甚至一次前往卡诺萨（Canossa）的行程，进行得更早一些或更晚一些，其结果却大相迥异——时机的把握，可以决定整个民族的前途，把握得当，该民族便能主宰其他民族的命运，把握不当，其自身的命运，便成为另一命运的对象。但是，没落中的民主政治，也在重复同样的错误，它想要坚持过去的理想。这便是我们20世纪的危险所在。在通往恺撒主义的道路上，永远有待出现一个加图式的政治家。
一个政治家——甚至一个地位特别稳固的政治家——对政治的方式所具有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高水平的政治家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在这个问题上不会自欺欺人。他的任务，就是在他于生存中所发现的历史形式中并利用这一形式进行工作；只有理论家才会热情地寻求更理想的形式。但是，想要在政治上“状态良好”，必然意味着，除其他方面以外，尤其要无条件地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