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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整个民族和时代的内在形式，想要成为历史的指挥官，以便把自己的民族、或家族、或意向中的目标置于事件的首位——这是每一个内心中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个别存在很少意识到但却不可抗拒的冲动。故而，世上只有个人的历史，因而也只有个人的政治。斗争的是个人而不是原则，是种族品质而不是理想，因为执政的权力就是一切。甚至连革命也不例外，因为“主权在民”只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即统治者的权力如今可以享受到“人民领袖”的头衔，而非“国王”的封号。但统治者的方法很少因此而有所改变，被统治者的地位则根本不会改变。甚至所谓的世界和平，在其存在的每一种情况下，也不过是全体人类在少数决心要掌权的强者所强加的统治之下的一种奴役状态。
执政权的概念意味着，生命单位——甚至在动物那里——被再分为政府的主体和客体。这是不言而喻的，以致没有一个群众单位曾经失去过对其自身的这一内在结构的存在的感觉，哪怕是一时半刻，哪怕是在最严峻的危机中（例如1789年）。消失的只是当职者，而不是职位本身；如果一个民族在事变的狂澜中真的失去了所有的领导，在偶然性中漂泊无定，那只是意味着控制权已经旁落他手，它已经整个地成为了被统治的对象而已。
天生具有政治天赋的民族是不存在的。那些被认为如此的民族，只不过是这样的：它们被居统治地位的少数牢牢地控制着，因此觉得自己的状态还不错。作为一个民族来看，英国人在政治事务上也像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是疏于思考的、狭隘的、不切实际的，但他们确实都拥有——尽管他们喜好政治辩论——信任的传统。差别只在于：英国人是一个具有十分古老且很成功的习俗的政治统治的对象，他默认这些习俗，因为经验已经告诉他，这习俗于他是有利的。从一种已经具有一致同意的外表的默认中再进一步，就是确信这个政府是倚仗于他的意志而作为的，尽管自相矛盾的是，正是政府——出于其自身的技术上的理由——不停地把那一想法灌输到他的头脑中的。英国的统治阶级有它自己的目标和方法，它们是完全独立于“人民”发展起来的；它利用不成文宪法并在不成文宪法的范围内进行工作，而这种宪法的精髓是来自实践且整个地与理论无涉，故对于外行来说是晦涩的、不可理解的。但是，一支军队的士气有赖于其对统帅的信任，而信任则意味着不自觉地放弃批评。使懦夫变成勇士，或使勇士变成懦夫的，正是军官，这个道理对于军队、民族、阶级和政党都同样适用。一个民族的政治才干不过是对其领导者的信任。但是，那种信任是有待获取的；它只有在自身适当的时机中才能成熟起来，且只有借助成功，才会使它稳定下来，使它变成为一个传统。当被统治者缺乏确信感时，实际上就表明统治阶级缺乏领导才能，这就会导致那种非本能的和挑剔的批评，而这种批评的存在就表明民族已经处于“不良状态”。
二
该如何从事政治呢？天生的政治家首先是一个评价者——是人、局势和事物的评价者。他具有不加犹豫地和直截了当地总揽全局的“眼力”。伯乐一眼就能了解一匹马，就知道它在比赛中有多大的希望。不用“认识”它，就能驾驭自如，双手就能不知不觉地勒紧或放松缰绳——他的这种才能与理论家的才能恰恰是相反的。一切存在的秘密脉动在他身上和在历史之事物中是一样的。两者彼此感应，相互依存。务实的人是不会冒险去实施感情政治或谋划好的政治的。他不会相信空洞的大话。彼拉多的问题——真理是什么？——时常挂在嘴边。天生的政治家则置身于真伪之外。他不会把事件的逻辑同体系的逻辑混淆在一起。“真理”或“错误”——在此其实是一回事——只有作为一些理智的思潮才与他有所关涉，且只是在运作的方面。他测度着它们的潜力、持久性和方向，并恰当地把它们纳入他对他所支配的权力的命运的计算中。他当然有他所珍视的信念，但他是作为一个私人具有这种信念；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在行动时从不会觉得自己要受这类信念的约束。歌德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此话对于苏拉和罗伯斯庇尔以及俾斯麦和皮特都是正确的。伟大的教皇和英国的政党领袖，只要他们还渴望支配一切，他们的行动原则就和所有时代的征服者与暴发户是一样的。以英诺森三世的处理方式为例，他几乎成功地创建了一个教会的世界统治。从他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出取得成功的奥义；而我们也会发现，其处理事务方式与所有的宗教道德是处于最尖锐的矛盾中的。不过，若是不这样做，也就不会有任何教会能持久地存在，更别说英国的殖民地、美国的富豪、获胜的革命以及与此有关的一般国家、政党或民族。那迷于当局的是生命，而非个人。
因此，重要的是要理解一个人为之而生的那个时代。谁不能感受和理解其时代最隐秘的力量，谁就无法在自己身上感觉到有某个同源的东西在驱使他向前，让他行进在一条既不受概念钳制也不受概念限定的道路上；谁相信其时代表面的东西，如舆论、夸夸其谈和理想，谁就没有处理时代事件的能力。他受事件的支配，而不是事件受他的支配。政治人物，切不可从过去去寻找度量的标尺！更不可为了这样那样的体系去走捷径！有一些时代，例如我们自己的时代和革拉古的时代，存在有两种最致命的理想主义，即反动的理想主义和民主的理想主义。一个相信历史的可逆性，另一个则相信历史的目的论。但二者不可避免地都会导向失败，二者都会使它们有力地支配着其命运的民族背上失败的重负，不论是把那民族当作一种记忆的牺牲品，还是把它当作一种概念的牺牲品。真正的政治家是历史的化身，历史的方向性体现为个人的意志，历史的有机逻辑则体现为个人的性格。
但是，真正的政治家也必须是广义上的教育家——不是某一道德或教义的代表，而是行动的典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宗教从不曾改变过一种生存的风格。宗教渗透于醒觉意识中，渗透于智性的人的身上，它对另一个世界给出新的解释，它通过博爱、舍弃和决绝的忍受而创造出无比的幸福感，但对于生命的力量，它无能为力。在生命的领域，只有伟大的品格——那个“彼物”、种族性、宇宙力量是与这种品格相关联的——才能具有创造力（不是塑造的力量，而是培育和训练的力量），能够有力地矫正整个阶级和民族的类型。能称得上是事实的，不是“那种”真理、“那种”善良或“那种”正直，而是“那种”罗马人、“那种”清教徒或“那种”普鲁士人。荣誉和义务、纪律、决断的总和，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而是在存在之流中通过活生生的典范所唤醒的；这就是为什么腓特烈·威廉一世是对于一切时代来说都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的原因，他个人在种族定形方面的成就，历经各代都不会磨灭。真正的政治家是不同于“纯粹的政客”的——后者不过是为了博弈的乐趣而参加进来的游戏者，是在历史之浪尖的暴发户，是财富和地位的追求者——也不同于具有某一理想的说教者。事实上，他敢于要求人们为他而牺牲——而且也能如愿以偿，因为他觉得他是时代和民族所必需的，并且这一感觉也能为千千万万的人所共有，使他们焕然一新，使他们能够做出他们以其他方式决然做不出的事业来。
然而，在所有的东西中最高的还不是行动，而是统率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个人脱颖而出，成为一个行动的世界的中心。世上有一种统率，它能使服从变成一种引以为自豪的、自由的和高贵的习惯。这种才能，例如拿破仑就没有。在他身上，那种残留的臣属的眼界，使他无法把部下训练成人，而是训练成了属僚，使他的统治要通过政令而不是通过个人品格来实施；由于他不理解这种最微妙的统率手腕，因而他不得不事必躬亲，自己去做一切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事情；由于他无力协调他的地位的要求与人力有限之间的矛盾，于是他逐渐地垮台了。但是，一个具有完善的人格这一最后最高的天赋的人，例如恺撒或腓特烈大帝，——当战事在后期正向着所愿望的结局发展且胜利在望时；或者当终止一个历史时代的条约就要落下最后的签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