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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布匿战争是一次商人的战争，是反对农村利益的战争，因此，执政官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大监察官的一个后裔）在公元前284年把这个问题的决策交给了百人团人民大会去讨论。另一方面，波河平原的征服是符合农民利益的，因此在部族人民大会上，它为保民官C。弗拉米尼乌斯所通过——此人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恺撒式人物，是弗拉米尼乌斯大道和弗拉米尼乌斯竞技场的建造者。但是，当他（公元前220年当监察官的时候）在执行他的政策过程中禁止元老院议员经商，同时又允许平民进入古老的贵族百人团的时候，他实际上只是让第一次布匿战争时期的新兴金融贵族受益，因而（尽管他本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成了被组织为一个等级的大财团的创造者——亦即是骑士团的创立者，他们在一个世纪以后结束了贵族的伟大时代。从此以后，当汉尼拔（弗拉米尼乌斯就是在他的面前阵亡的）被铲除时，甚至对于这样一个政府而言，金钱也逐渐成了完成其政策——古典世界所知道的最后的真正国家政策——的“最后手段”（ultima ratio）。
当西庇阿家族及其集团不再是一种统治力量时，所剩下的也只有个人的私人政策，他们毫不迟疑地追逐自己的利益，把“全世界”视作是消极的掠夺对象。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他就属于这个集团）把弗拉米尼乌斯看作一个纯粹的蛊惑者，把革拉古时代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他。就弗拉米尼乌斯的动机而论，波利比乌斯是完全错误的，但就弗拉米尼乌斯的政策所产生的效果来说，波利比乌斯又是完全正确的。弗拉米尼乌斯——跟老加图一样，后者怀着对农民的一种盲目的热情，可因为反对伟大的西庇阿的世界政策，而被推翻了——的施为也是适得其反。金钱进入了血统领导权的领域，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里，金钱就消灭了自耕农。
如果说罗马成为革命后仅存的、制度未受损害的唯一城邦是古典民族的命运中不幸中之大幸，那么反之，在我们西方——其谱系形式深深地扎根于绵延的观念——暴力革命的爆发竟然只是在一个地方，那就是巴黎，几乎就是一个奇迹了。导致法国革命的，不是出于法国绝对主义的强大，而无宁是它的软弱，以致从英国引进的观念与金钱的力量相结合，引起了一种爆发，这爆发赋予了“启蒙运动”的口号以活生生的形式，把德行和恐怖、自由和暴虐结合在了一起，甚至在1830年和1848年的小剧变以及最近社会主义者对剧变的渴望中还在发出回声。在英国本土，当贵族在法国的统治比任何时候都zhuanzhi的时候，那里确实有一个以福克斯（Fox）和谢里丹（Sheridan）为中心的小圈子，这个圈子热衷于革命的观念——这些观念全都源起于英国；还有一些人谈到了普选权和议会改革。但是，那已足够引导两党在辉格党领袖小皮特（the younger Pitt）的领导下，采取最激烈的措施去打击一切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哪怕最轻微的想要干预贵族政制的尝试。英国贵族挑起了二十年的对法战争，动员了欧洲的所有君主去扑灭法国革命，而不是扑灭拿破仑——因为那革命具有一种朴素的勇气，可把英国思想家私下的意见变成实际的政治，从而使第三等级取得它的地位，其后果在英国的议会走廊中早就预见到了，而巴黎的沙龙却忽视了这些。
在英国，所谓的“反对派”，是指一派贵族政党主政时另一派贵族政党的态度。“反对派”在那里不像在全欧洲那样是指对于另一些人的业务工作进行业务批评，而是指一种实际的努力，即想把政府的活动纳入一种反对派在适当的时机随时都可以取而代之的形式。但是，这种反对派立即——并且完全不顾其社会的先决条件——被看作是一种榜样，法国和其他地方的接受过教育的人以此为创造的目标，也就是，企图在朝廷的监督下确立第三等级的阶级统治地位，可对于王朝的前途，则根本没有形成一个很清晰的观念。自孟德斯鸠以后，英国的倾向受到热情的欢呼，但也受到误解——尽管这些欧陆国家不是岛国，缺乏“英国”演化所需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只在一个方面，英国是真正的榜样。当资产阶级已经走得太远，以致又从绝对国家倒退到了一种等级国家时，他们才发现，那里的图景事实上根本不是曾经的样子。确实如此，在那里统治的只是贵族——但至少不是王室。
从文化向文明转变的结果，以及大陆国家在文明肇始之初的基本形式，是“君主立宪”，其最极端的情形，就是我们现今所谓的共和国。对于那些以无时间的故而非现实的概念进行思考；且认为“共和国”即是形式本身的空论家的奇谈怪论，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加以澄清。19世纪的共和理想根本不同于古典的“共和”，甚至也不同于威尼斯或最初的瑞士各州，这与英国宪法根本不同于大陆意义上的“宪法”是一样的。我们称作共和的东西，只是一种否定，出于一种内在的必然性，这否定假定被否定的事物是一种永存的可能性。这是从君主制那里借来的合乎形式的非君主制。在西方人那里，谱系的情感是极其强烈的；它甚至昧着良心强行认为，即使王朝根本不再存在了，其政治行为也是由王朝决定的。历史的东西就体现在其中，因为我们不可以没有历史地活着。是像古典世界的情形那样，王朝原则绝对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内心情感呢，还是像西方的情形那样，王朝原则是实际存在的，以至需要六代受过教育的人们去打倒他们心内的东西呢，这中间是有很大差别的。情感是一切计划出来的而非成长起来的宪法的隐秘的敌人；在最后的分析中，这些宪法不过是缘于恐惧和不信任的一种自卫措施。城市的自由概念——摆脱某种东西而获得的自由——把自己局限在一种仅仅反王朝的意义上，而共和国的热情又仅仅是依赖于这种情感。
这种否定必然地会具有一种理论的优势。王朝及其近亲外交保存有古老的传统和脉动，而宪法中则充斥着体系、学究气和分门别类的概念——这在英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那里，没有什么否定的和防御性的东西是依附在政府的形式之上的。浮士德文化是一种卓越的阅读与书写文化，这是无须置喙的。印刷的书籍是时间无限的象征，报纸则是空间无限的象征。与这些象征的巨大力量和专横相比，甚至连中国文明中的写作成就都显得微不足道。在宪法方面，文献被拿来代替有关人和物的知识，语言被拿来代替种族，抽象的权利被拿来代替优秀的传统——而不论卷入事变潮流的一个邦族是不是还能够发挥作用和“维持它的形式”。米拉波反对那把“政治和虚构混淆在一起”的国民议会，他是孤军奋战，并且很不成功。不仅那个时代的三部空想的宪法——1791年的法国宪法、1848年和1919年的德国宪法——而且实际上所有这些尝试都闭眼不看事实世界中的伟大命运，都以为这样做就等于是打败了它。不是未预见到的事变，即强有力的个人和紧迫情形所引发的偶然事件，而是因果律在统治着一切——这种因果律是因与果没有时间限制的、公正的、没有变化的、理性的结合。有征兆意义的是，没有一部成文宪法了解金钱是一种政治力量。它们所包含的只是纯粹的理论，无一例外。
君主立宪的本质中的这道裂口是无法弥补的。在此，现实和概念、工作和批评，是正面冲突的，它们的相互摩擦构成了受过一般教育的人所说的内政。除普鲁士－德意志和奥地利的情形以外——在那里，宪法在一开始就存在了，只是在更古老的政治传统面前它根本没有发挥什么影响——只有在英格兰，政府的实践保持了自身的同质性。在此，种族坚持自身以抗衡原则。人们心里明白：真正的政治、意在取得历史成就的政治，是训练而非灌输的问题。这决非贵族的偏见，而是一个可放之四海的事实，这事实在任何英国赛马训练者的经验中比世上的所有哲学体系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灌输可以修正训练，但不能取代训练。故而，英格兰的上层社会将伊顿公学（Eton）和巴利奥尔学院（Balliol）当作训练基地，在那里，政治家接受具有一种持之以恒的自信心的训练，只有在普鲁士军官团的训练中才可找到类似的情形——就是说，将其训练成能掌握事物（并不排除意见和观念的暗流）的潜在脉动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