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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文化的类别（3）
五
浏览一下各文化的组群，任务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19世纪——在那时，历史研究受自然科学的指导，而历史思维则受巴罗克时代的观念的指导——仅仅把我们带到了一座高峰之上，从那里，我们可以俯瞰到脚下的新世界。可我们能否永远地掌控那个新世界呢？
甚至在今天，对这些伟大的生命过程的统一处理，还具有巨大的困难，因为对于那些比较遥远的范围，我们还根本没有切实地研究过。再者，西欧人那贵族气派的眼光使得他只注意从任何一个古代经由一个中世纪的固有的和受到尊重的途径来接近他的事物，而那种自行发展起来的事物则很少引起他的注意。因而，对于中国和印度世界的事物，有一些事物现在正开始被着手解决，如艺术、宗教和哲学，但对于政治史，却只是“片言只语”，虽则不完全是一无所为。还未见有谁，以蒙森（Mommsen）致力于奥古斯都元首政治的研究的那种彻底精神，去探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宪政问题，如厉王（Li…Wang）（公元前842年）的霍亨斯陶芬式的命运、第一次诸侯大会（公元前659年）、公元前500年到300年间“罗马式”的秦国的帝国主义（连横）原则与国际联盟观念（合纵）原则之间的斗争、中国的奥古斯都秦始皇的崛起（公元前221年）。印度的情况也是这样；不论印度人自己已经怎样完全地忘记了他们的国家历史，关于佛陀时期，我们可资利用的材料毕竟比我们有关公元前9世纪和8世纪的古典历史所占有的要多一些，可是，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处理还好象“这”印度人完全生活在他的哲学中似的，正如雅典人（我们的古典学者想要我们相信是这样）在伊里苏斯（Ilissus）河岸上以对美作哲学的探讨消磨时日一样。但是，就连埃及的政治也很少引起反思性的注意。研究晚期埃及的历史学家在“喜克索时期”这个名称下掩盖起来的危机，与中国人在“战国时期”这个名称下所论述的危机是一样的——同样地，这一点也从未被研究过。对阿拉伯世界的兴趣，也仅达到了古典语言的疆界，除此之外再无进展。我们曾以何等孜孜不倦的精神描述戴克里先（Diocletian）的宪法，并为小亚细亚各行省的根本不重要的行政史搜集资料——因为这种资料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但是，萨珊（Sassanid）国家——戴克里先的国家的先例和各方面的典范——却只是偶尔受到人们的注意，并且在这时也往往只是将其视作与罗马交战的对手。这个国家自己的行政史和法制史是怎样的呢？我们为埃及、印度以及中国的法律和经济所搜集的材料的总和，与我们针对希腊和罗马法律所已经做出的研究相比，实在是太可怜了。
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一个漫长的“墨洛温”（Merovingian）时期以后——这个时期在埃及是显而易见的——两种最古老的文化在尼罗河下游和幼发拉底河下游极其有限的地区出现了。在这两种情况中，早期和晚期之间的那些区别，很久以前就已被贴上了古王国和中王国、苏美尔（Sumer）和阿卡德（Akkad）的标签。埃及封建时期——以一个世袭贵族阶级的建立和旧王权的衰落（自第六王朝开始）为标志——的后果，同自懿王（I…Wang）（公元前934～前909年）开始的中国文化的青春时期的事件进程和自皇帝亨利四世（Henry Ⅳ）（公元1056～1106年）开始的西方文化的青春时期的事件进程，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以至于对所有这三者作统一的比较研究，是值得冒险一试的事。在巴比伦的“巴罗克时代”的初期，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人物萨贡（Sargon）（公元前2500年），他推进到了地中海沿岸，征服了塞浦路斯，并和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Ⅰ）及查理五世（Charles Ⅴ）一样自封为“四方之王”。接着，公元前1800年左右，在尼罗河流域和更早一些时候在苏美尔－阿卡德，我们看到了第一批文明的出现。在这些文明中，亚细亚文明显示了巨大的扩张力量。“巴比伦文明的许多成就”（正如许多书中所说），许多同测量、计数、计算有关的事物和观点，可能流传到了北海和黄海。许多印刻在工具上的巴比伦标记，在日耳曼的旷野甚至被尊崇为一种有着神奇魔力的象征，并因此可能产生了某种“早期日耳曼”的装饰。但是，与此同时，巴比伦地区本身却三易其主。喀西特人（Kassites）、亚述人（Assyrians）、迦勒底人（Chaldeans）、米底人（Medes）、波斯人（Persians）、马其顿人（Macedonians），所有这些在精干的领袖统治下的小型武士集团，在首府轮流坐庄，而未遇到它的居民的任何真正的抵抗。
这是“罗马帝国”类型的第一个例证——不久在埃及也出现了相似的例证。在喀西特人统治时期，统治者是由禁卫军拥立和撤换的；亚述人和晚期罗马的军人皇帝——康茂德（modus）以后——一样，延续着旧的宪政形式；波斯王居鲁士和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则都把自己看作是帝国的管理者，米底人和伦巴第人（Lombard）的武士集团，则把自己看作是异族环境中的统治民族。但是，这些都是法律上的而非事实上的区别；在意图和目的上，塞普提姆·塞弗茹斯（Septimius Severus）的非洲人军团和阿拉里克（Alaric）的西哥特人军团并无区别，而在亚得里亚堡（Adrianople）战役时，“罗马人”和“蛮族”已经变得几乎难以辨别了。
公元前1500年以后，出现了三种新的文化——首先是上旁遮普的印度文化；接着是百余年以后出现在黄河中游的中国文化；再接着是公元前1100年左右出现在爱琴海的古典文化。中国的历史学家对夏、商、周三个伟大朝代的论述，在许多方面同拿破仑把自己视作是继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s）、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s）和卡佩王朝（Capetians）之后的第四王朝如出一辙。实际上，在每一情形中，第三王朝与贯穿于其全过程的文化是共存的。当公元前441年名存实亡的周王成为 “东周公”（Eastern Duke）的一个国家奉养者时，以及当公元1793年“路易·卡佩”（Louis Capet）被处死时，在这两种情况的每一种情况中，文化皆过渡到了文明。商朝晚期有一些十分古老的铜器被保存下来，其对后代的艺术的关系，与迈锡尼时期的陶器对古典时代早期的陶器、以及加洛林王朝时期的艺术对罗马式艺术的关系，完全相同。在吠陀文化、荷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青春时期，在它们的“行宫”（Pfalzen）和“城堡”（Burgen）、骑士制度和封建领主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哥特时代的整个意象；“共主时期”（盟主，公元前685～591年）恰恰相当于克伦威尔、华伦斯坦和黎塞留（Richelieu）的时期，亦相当于希腊世界的第一次僭主政治时期。
公元前480～230年这个时期被中国的历史学家称之为“战国时期”；其发展之顶峰是长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