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请他做出解释，他说：“很简单，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我的质量部门和生产、业务部门是不是在争斗，如果他们在争吵，吵到我这里来了，我就觉得这件事是正常的，是受控制的，我就非常高兴，很踏实。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吵了，那么我就会觉得好像猫和老鼠成了一家，我就会感到担惊受怕，心里始终不踏实。”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三部分 为什么大家“熟视无睹”？（9）
我把这个故事讲完，那个副总一开始不以为然，后来思考片刻，对我说：“不过，我觉得他说的也有一些道理。你不这么做，是没有办法控制质量的。”
这实际上又引发出我的另外一种思考。而这种思考，实际上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总是习惯于用一种斗争的思维、一种战争的方式去对待原本生生不息的管理世界，尤其是对等于生命的质量？
现实常常会唤醒我们身体里面“好斗”的记忆，引发我们把许多事物当作一场战争的意识。而实际上，你放眼全球来看，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依然摆脱不了许多军事的语言或者冷战思维。比如，“商场如战场”，“商业即战争”，“竞争战略”，“成王败寇”等等。虽然如今大家都会把一句名言挂在嘴上——“你并不需要熄灭别人的灯火以使自己明亮”，但事实上，大家从内心里都希望产生一种“世人皆灭我独亮”的胜境，当然就渴望多一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式的人物活在自己的阴影里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已经忘却了的所谓“斗争哲学”的思维遗毒的“还乡”与“还魂”。仿佛又听到了那句小时候熟悉的电影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抛开近代百年救亡大于启蒙的现实环境不谈，究其思想的原因，应该是误读了*主义、误读了*。*主义原本是属于历史唯物论，但后来经过了前苏联普罗汉诺夫的“本土化”解读，又经过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改造，就开始把历史唯物论或唯物史观变成了辩证唯物论，特别强调起“对立”和“统一”了。
“统一”是没有了，强调更多的是“对立”，而这种“对立”是敌我双方的对立，你死我活的对立。这种对立特别适合于战争年代，但是在和平年代，在经济工作中如果都用这种斗争和对立的思想，带来的一定是一种迷惑、一种混乱。而且不幸的是，人们对这种混乱不仅浑然不觉，甚至还以为它就是一种现实的生活，不然怎么可能去“持续改进”呢？
我曾经对学生们谈到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坐出租车去机场，司机问我：“我们从那边走吗？”我问：“为什么？”他说：“前面堵啊。”居然一路上三次都被他说对了，而且顺利地绕开了那些堵点。
我问他：“真棒啊！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我太清楚了。”
“那你能判断它们为什么堵吗？”
“为什么堵？还不是那帮交警干得好事！”
“怎么讲？”
“这些家伙尽在那里闭门造车、瞎指挥。你看吧，哥们儿，只要哪儿交通乱，那里一定有警察。”
我说：“我还是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嗨，不就是瞎指挥嘛。警察不在反而顺畅了。真的堵成一锅粥了，你会发现找不着警察了，因为他们已经溜之大吉了。”他说。
我哈哈大笑，又问：“有意思。那你是知道什么地方应该疏通，什么地方应该开个口子了？”
“我当然知道。”听得出他挺自豪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一天在路上跑一百回，我能不知道吗？”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去跟他们说？”
他说：“我跟他们说？谁听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话啊？”
这个故事其实又引起了我的深思——把质量“一分为二”后，变成了“对立”而不再“统一”，从而引发出管理上的迷思，工作中的混乱，以及价值上的缺失。这也就从另一个方面呼唤和要求我们每一个质量人去做一番“拨乱反正”的工作，或是去做“统一”、“回归”的功夫，以便把赋予质量人员身上的“不当责任”回归或还原到每一个员工的身上。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三部分 为什么大家“熟视无睹”？（10）
岂能本末倒置？
在许多组织里，我们不可否认质量是立法的，具有某种建立法规、制定标准的职能。于是大家认为，是否严格按照这套标准、这套法规去做，是判定是否有质量的标志。所以，才有前边的把质量当作“警察”，当作制订法律的“法官”来对待的原因了。
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些一不小心都变成了“两张皮”。正是这种半梦半醒的“两张皮”现象，长期以来使得大家失去了是非感，失去了廉耻心，更没有荣辱感了。它带来的是一种精神上、道德上的*，甚至一种沦丧。也许吧，也许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里，资本的力量使得人们对基本的价值判断、基本的是非观，基本的道德感产生了一种迷惑或者缺失。然而，质量本身的一种含义，不就是也要用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或是非抉择才能让它产生吗，才能让人们自动自发地为此去追求吗？所以，我们不得不来思考一下，造成我们目前没有质量的原因，或者说用前面我们谈到的“囚徒实验”来说，造成“天使”不能生存的环境的原因在哪儿呢？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曾经受到许多人推崇的著名的《商鞅变法》的故事，看看从中能够得到什么启发。
我们都知道，当年，商鞅为了推行新法，为了取得大家的信任，专门在秦国国都南门放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以十万钱重金奖赏，让人们把它扛到北门。因为当时秦国的民风是比较古朴的，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于是，商鞅下令把奖金提高到五十万钱。重赏之下，终于有一个人站了出来，把木头从南门抬到了北门，商鞅也当场兑现了承诺。
这件事一下子就传开了，也为商鞅确立了他的“信誉”。不过，这种“立信”也为秦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它会助长一种风气，传达一种价值取向——任何事情不管怎么样的不可思议，只要你去服从，你就会获得重赏。这实际上带来了一种大问题，它会使得一种淳厚的民风和颇具仁义古风的国度，在无形中会蜕变成“与戎狄同俗”并具有“虎狼之心”的国度，滋生出一种适合魔鬼生存的土壤，一种鼓励魔鬼生长的“贵诈力而贱仁义”的环境。这一切，据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的记载，都是出现在商鞅变法之后。
我们继续来看，商鞅为了变法成功，为了法令的实施开始使用了超严格的严刑峻法。他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们谨小慎微，不要触犯任何的禁令。甚至于他还有过这样的理论——“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也就是说，在一个人还没有实施犯罪的时候，只要他具有这种主观的可能性，主观的意图就要对他行刑，这样才有可能避免所谓的大的罪恶。同时，一定要奖励那些敢于告发他人、勇于检举揭发别人、哪怕是对各种的可能性做捕风捉影式的推断的人们。另外，他还设计了一些非常具有“激励”效果的“上首功”制度和“什伍连坐”制度（“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这么一来，表面来讲，大家是更加的遵纪守法，更加的勇猛好战了，但实际上，带来的就是诬告之风、怀疑之风以及残忍冷酷之气，鼓励的是那些无耻小人之辈和胆大妄为之徒。于是，商鞅变法之后，好的一面是秦国国富兵勇，将成霸业；但坏的一面则是“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这些令司马迁都写不下去了，不得不跳出来点评一下，吐一口憋闷已久的悲愤之气！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三部分 为什么大家“熟视无睹”？（11）
我们再来看看商鞅设计的奖惩制度：为了使大家严格遵守法律，为了避免别人对他说三道四，不仅实施了严酷的法律，而且对太子和太子的师傅们也实行了砍脚、刻字、挖鼻等酷刑。他这种刻薄少恩的品行，使得大家都处在一种恐惧之中。而另一方面，他又使人们的贪婪之心膨胀，我们前面说了，对于任何人只要按照法令去做，甚至于敢于去告发别人，他都会施与重赏的。还有一条，当年秦国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