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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回忆录-第1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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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来了自己的家属。刘亚楼要我派人把他和我的家属子女一起接来,但我的妻子陈绥圻因为工作忙离不开,刘亚楼的家属就把我的儿子吴新潮带了来。同我们一样,我们的家属也受到了最好的招待。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所做的最主要事情,就是吹捧毛泽东,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强调要把政治工作摆在各项工作之上,要求以“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的原则来全面建设部队。为此,他还在部队中开展了创建“四好连队”、争当“五好战士”的运动。

林彪在军队中一手搞起来的这套东西,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在给军委的一封信里说:“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工作经林彪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以后,比较过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也更理论化了。”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从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一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呀,四个第一就是创造,就是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林彪大搞政治和大力树立自己权威的举动,是十分支持和赞赏的。由于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提倡,当时对林彪搞的这一套,宣传得不得了,也捧得不得了,并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高潮。

这里,我想说句心里话。林彪这个人肯动脑子,点子非常多。战争年代,他曾提出了不少这样的条条。和平时期,他又提出了这一套一套的政治工作原则。我们不说这里有多高的马列主义水平,而且这里形式主义的东西也肯定不少,但是我感到这些东西很实用,很务实。说是“土政策”也可以。可是这些“土政策”对我们军队的工作和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我经历了建国前后解放军建设几个历史时期,比较而言,林彪主持军委工作的一段时间里,军队工作是最好的。从当时的物质生活和军事装备来说,肯定是比现在差得远。但是当时的部队,政治思想素质,精神面貌,却比现在要好得多。那时候部队高度的集中统一,官兵一致,从而产生了高度的凝聚力。与些同时,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领导同心协力,团结在军委领导的周围,为着共同的目标拼命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此,当时的各项工作,包括政治思想,军事训练,国防战备都是很有生气,很有起色的。这一切也为以后在“十年动乱”中人民解放军经受得起考验,成为稳定全国的一支重要力量奠定了基础。我认为,当时的人民解放军是很有战斗力的,这段历史是不应该予以抹杀的。这一时期军队工作的成绩,也不应该轻易予以否定。
四、“七千人大会”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 县委和重要工矿企业党委以及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因此,这次会议也叫作“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是在“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对建国十二年以来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清理“左”的错误,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同时,进一步作好国民经济的“巩固、充实、调整、提高”的工作,促进国民经济的好转。

大会开始阶段,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在这之前,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曾亲自带人到农村蹲点,了解到了一些实际情况。然后,由刘少奇主持,吸收了一批干部,包括中央分局,省委、地委、县委的一些负责人参加,认真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草拟了这份大会讨论的书面报告稿。这个稿子,并没有对许多真实情况进行全部揭露,没有说得那么严重,对很多问题都留有一定的余地,但大部分情况都讲到了。特别是报告稿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失误,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虽然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不只一个,但“人祸”占了七分,“天灾”只占三分。报告稿同时还认为,我们在工作上存在一种急躁的情绪,农村人民公社搞早了、搞急了。

毛主席看了这个稿子以后,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召集了一个中央委员的扩大会议。到会的约有三、四百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以及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到会了。作为中央委员,刘亚楼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刘亚楼回来后,告诉我说,会议上印发了刘少奇组织起草,并根据大会讨论意见又一次修改了的书面报告稿。毛泽东叫大家先看看这个稿子,说看一看能不能发表,能不能用。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很少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异议。

但接着毛主席表态说:“从六一年十一月份以来,我们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前面开了一个人大,这次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人大的报告中,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一片光明。这次七千人的大会,却完全相反,来了个一片黑暗,没有前途。这样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

这几句话,一下子就震动了所有到会的人。接着他又说:“这个稿子只看到一点现象,没有分析,不能成立,不能用,要研究,要重写一个。重写的稿子,中央不参加起草,中央分局的人也不参加起草,由下面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大家来写。”

毛泽东这样一表态,大家又相继发言,都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和提议。就这样,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通过。这就当场给刘少奇一个下不来台,因为原来的稿子,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他只好来了一个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

毛泽东在这个会上的一番话,震动了大家。外边的情况我不大清楚,但在我们军队内部开始了两个措施。第一个是,林彪和一些元帅们,还有罗瑞卿、萧华、谭政、刘亚楼等人都说要紧跟毛主席,不要跟着起哄。他们跟军队的干部打招呼,要大家不要在会议上乱发言,因为“大跃进”呀,大炼钢铁呀,军队都没有参加,与军队的关系不大,不存在什么“出气”的问题。他们还再三强调,军队干部不要跟着地方干部走,有话让地方干部去说好了。军队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是军以上干部,人数本就不多,再加上军队内的“反右倾运动”刚刚告一段落,大家心有余悸。因此,在听了军委领导打招呼以后,军队的干部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会议上发言。

第二个措施是,军队及地方的一些人,一直在林彪那里“烧火”,鼓动林彪出来讲话,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据我所知,这些人中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出来讲话。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都来怂恿林彪出来讲话。他们都说,现在别人出来讲话都不适当,只有林彪最具备这个条件。他们的理由是:从历史关系上看,林彪是一向拥护毛泽东的;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又接替彭德怀主持了军委日常工作,是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在党内、军内威望很高。所以,不论是地位,还是威望,或是时机,只有林彪这时候出来讲话最适合。否则,就难以缓和形势,维护局面。这一说,就把林彪鼓动出来了。林彪就说:“那好,你们要我讲,我就讲。”经过几天的考虑,林彪自己写了一个提纲,准备在大会上发言。

这些情况,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是刘亚楼告诉我的。我那时与林彪的关系不像刘亚楼那样密切,在工作之外的问题上同林彪几乎说不上话。而且,虽然我参加了这次“七千人大会”,但因不是主席团成员,很多情况不知道。作为一般的与会者,我基本上只在那里听会,不发表任何意见。我知道的一些内部消息,都是刘亚楼告诉我的。林彪同意在大会上发言以后,刘亚楼很高兴地告诉我说:“林总愿意出来讲话了,我们都认为只有他出来讲话最好。”

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将经过修改后的报告稿正式提交给大会讨论,同时又对这个书面报告作了补充说明。尽管修改后的报告稿已经没有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说法,但他在讲话中仍然坚持说,他在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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