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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牌楼 第十二章
我和七舅舅交往不多。刚才讲了，他和七舅母住在上海，而我40年来一直住在北京。七舅舅也很少成为我父亲和母亲谈及的话题。但七舅舅毕竟是我三亲六眷中的一员，所以等我上到大学以至工作以后，零零碎碎也就知道了七舅舅不少情况。据说七舅舅的医术非常高明，在上海牙科界中坐头几把交椅，解放后头一回评定工资他就挣200多块人民币，这样的工资直到十几年前听来还是令人咋舌的。他和七舅母没有子女，因此他们的生活相当的富裕。自50年代末他就不轻易直接给患者治牙了，而是悉心地培养徒弟，他的徒弟总是同他建立起一种类似父子至少是类似叔侄的亲昵关系。有几位干脆就拜他为干爹。他的每一位徒弟后来都成了有口皆碑的好牙医。据说上海的高级干部、社会名流都经常指名道姓要他的徒弟给治牙镶牙，倘若他亲自出马，则更觉荣幸而放心；他和他的徒弟们还有两点广泛地为人称道，一是对普通的市民患者与对上述人士的态度绝无差别，二是绝不靠医术谋求额外的好处，小礼品有时收下一点是因为不收似乎过于绝情，贵重礼品则坚辞不收。
七舅舅在上海治牙以外的时间，据说大多用在两件事上，一是吃馆子，一是进戏园子。他终于吃成了一个圆滚滚的大胖子，但始终没有看戏看成一个行家。他吃东西绝不忌口，各种风味各种菜肴他都乐于品尝，并且还亲自在家里同七舅母一起自制水豆豉和豆豉，这是两种我们家乡的家常佐餐食品。制作过程中都要刻意让黄豆瓣长上霉菌，按说他们两位大夫应该最忌讳这种食品，但他们几乎是无一日不食这类东西，还有糟蛋、腌肉、熏鱼等等。说来也怪，他们吃了一辈子时下保健书中谆谆告诫不宜食用的这类含有“致癌物质”的食物，却都没有患上癌症。
上海这地方说实在的除了吃馆子进戏园子以外，也就只能是逛商店，风景真是没什么风景，于是七舅舅七舅母逢到休假期间，照例是走出上海去逛风景，他早在60年代初就自费乘飞机游过海南岛，以那个时代的总体风气及他胖大的身体而言，真不可不称之为壮举。据说他每去过一处就在他保留的旅游地图及旅游指南书上在该处画上一个圆圈，颇有某类高级干部圈阅文件的架势——永远只是画圈，而并无一字一句的批语。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得到的信息都说明七舅舅是个绝对不问政治的人。过往北京的亲友们，特别是我这一辈的，常常传说一些关于七舅舅的笑话，比如他家中虽然既订有《解放日报》又订有《文汇报》还加上《新民晚报》，但这绝不是因为他对时事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兴趣（很长时期里这些报纸的时事报道是大同小异乃至于完全相同的，最关心时事的人也订一份足矣），而是因为这些报纸的广告栏中戏曲演出的广告常可互为补充，如有一两份报纸因故未登完全，则另一份报纸上必可钩沉，便于他遍看诸戏。上海最常演出的戏曲是越剧和沪剧，尽管七舅舅始终不会说江浙话并且不能完全听懂上海方言，但他面对越剧和沪剧的演出，仍能甘之如饴。
有一则轶闻大约过分夸张，属演义性质，但听完细想，倒也恰能传神。据说60年代初，大约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中苏两党的分歧已通过报上刊登的“公开信”暴露于世。有一天七舅舅在饭桌上听到外甥女或者某徒弟——他几乎每餐总要留亲友乃至偶然造访的不甚相干的人吃饭——大声议论时事，不禁难得地开口问道：“怎么？苏联把专家都撤走了么？”惹得其他人——包括七舅母——都面面相觑，老天爷！他怎么才知道！都撤了一两年了！大家争先恐后、你一嘴我一嘴地向他灌输了一番，他表情如故，轻松而闲适地吃饭，也不知道他听进了多少大家讲的政治时事。
“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来临时，我惊吓成了一只傻鸭。但到1966年秋后，因为出现了一个“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我所在学校的党组织和工作组以及第一茬“革委会”相继被“造反派”轰垮。而“造反派”又很快分裂，故而出现了一种绝对混乱的局面，绝对的混乱造成了权力真空，因而大家都反倒松了一口气，适逢“革命大串联”之风兴起，因此我也便裹挟在“大串联”的旋风里，挤进了沙丁鱼罐头般的硬座车厢，钻到座椅下躺了二十几个小时，串联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自然要去看望七舅舅和七舅母。按地址前往时，心中不禁惶然。我平时并不同他们通信，依北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标准而言，七舅舅很可能被指认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受到冲击，真不知我能否顺利地看到他。他和七舅母住在离市中心并不太远的近郊新居民区中。我竟很顺利地找到了他们的住处，并很顺利地见到了他们二位。
四牌楼 第十二章
七舅舅和七舅母大约属于上海市民中最早住进单元楼房的幸运儿。他们的住房宽敞而整洁。七舅母见到我是“惊呼热中肠”，七舅舅呢，却淡淡的，仿佛我们不是十多年未见，而是昨天才刚刚见过。我见他们的家具摆设十分质朴，问他们是不是因为“破四旧”时把那些碍眼的东西破掉了。正巧六娘的女儿瑶表妹住在他们那里，遂告诉我，他们这里原来也并无什么称得上“四旧”的东西。我在那里住了几天，渐渐知道多年来七舅舅七舅母就是那么过的。他们过得很舒服很实惠，应有的尽有，但避免一切多余的“符号”。比如他们的床虽是宽大的席梦思床，但床栏绝无新奇的样式与装饰，铺的床单、枕巾、枕套以及罩单，质地优良但一律素色或仅有条纹或格子，没有一点花朵或其他的图案；沙发坐上去很舒服，但式样单调而古板；墙上不挂任何照片、图画或装饰品，没有花瓶及其他任何纯装饰性的摆设；暖水瓶有好几个，但也都是素色外壳的；走进卫生间，所有的毛巾也都是没有图案的；书架上除了医学书和字典之类的工具书没有任何一种文艺作品；七舅舅的那些旅游图和旅游指南其实算不得什么“四旧”，但“文革”一起来都当废纸卖掉了。瑶表妹端起一口大瓷茶壶给我看，笑着说：“惟一有点‘四旧’的就是这只壶，是六娘给七舅舅他们买的，上头原来有牛郎织女渡鹊桥的图画，可是我拿张白纸往这上面一糊，就连这点‘四旧’也没有了。‘红卫兵’也来查过，连他们都说：‘呀，没想到这家人真连一点‘四旧’都没有！’……”再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七舅舅连旧照片也一张未保存过，打开他的衣橱，也找不到西服、领带，他都是中山装——当然质地都很好，但样式绝无问题，衬衫都是白的；他也不爱穿皮鞋，有的是一大堆旧的、半旧的和新的布鞋。
瑶表妹见到我兴奋不已，不住地问北京方面的这个那个，打探小道消息，同时也不停地告诉我上海方面的这个那个，散布许多的传闻。七舅母偶尔插进来问一句说两句，七舅舅却既不问也不说这类时事，只简单地问问我父母的身体，特别是牙齿的状况。
“文革”使得七舅舅无古装戏可看，并且也无法外出游山逛水，连上饭馆大吃大喝也受到抑制，但他依然有着他的乐趣——就是在家里自己烧菜自己吃。“文革”毕竟革不到餐桌上来，反正七舅舅有钱，只要一早挽着菜篮子上菜市上耐心地一转，他家餐桌上的鸡鸭鱼肉便川流不息，他烧的菜比七舅母烧的还要可口。我住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