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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二大家外，慢词亦不多也”，以此选观之，可见先生认为词之精华在于小令。这是现代词学家中比较独特的审美观念，虽不无王国维论词的影响，但施先生是在全面阅读宋、清名家词集的基础上形成结论的，选词也兼顾两代，不同于王国维的一味推崇五代、北宋，视南宋词、清词若敝屣。词中小令有似诗中七绝，易学难工，作品能写得要眇空灵，出神人化，非天才莫办。而我填词的才力仅及中驷，虽也勉强试作，但难臻深美闳约之境，转不如写长调之易于铺叙成篇，足证施先生的识见之高明。
先生不仅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大家，至其自作，亦卓然居二十世纪旧体诗坛名家之列。其《北山楼诗》（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7月版）集中存诗285首，另有《浮生杂咏》80首，古近各体俱工，或沉郁坚苍，或清丽流美，不拘一格而独具风神。抗战期间先生万里流离，经湘、桂人滇又入闽，所作尤多，抒写爱国情怀与重大时事，堪称诗史。《浮生杂咏附记》云：“浮生杂咏初欲作一百首，以记平生琐事可念者。今成八十首，仅吾生三分之一，在上海之文学生活，略具于此。以后又五十余年老而不死，历抗战八年内战五年右派兼牛鬼蛇神二十年。可喜可哀可惊可笑之事，非二十诗所能尽。故暂且辍笔，告一段落。”寥寥数语中，多少感慨！先生非但在新文学创作方面首开风气，旧体诗亦造诣高深，兼以文言序跋与评论之典雅隽洁，都显示出一代大师淹博宏通的才力。前辈学者大都理论与创作紧密结合，相辅相成，而今日学界能继承这一优良传统的已寥寥无几，治学的范围趋于琐细而难臻广大，仰止高山，不禁三叹。
从五七年到“文革”，运动频仍，知识分子屡遭迫害，文化学术殊有玉露凋伤之慨，友人王翼奇君说：这几十年来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就是一个“默存”，一个“蛰存”，语虽近谑，而实至沉痛。施先生为劫后犹存者之一，与同辈学人珍惜余年，精勤不懈，为祖国文化事业的承传作出巨大的贡献，举世同钦，先生享年九十有九，可称高寿，今归道山，而风范长存，著作不朽。我生逢不幸，未能立雪门庭，多录亲炙，但多年来蒙先生青眼有加，鼎力扶助，诚属不幸中之大幸，自当尽心于学问，奋力耕耘，庶几绵延薪火；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瞻望苍穹，星疏月冷，感怆悠悠，曷有其极！吟成一律，以殿拙文：
百年沧海屡扬尘，何处仙源可避秦？
风絷不堪生若死：龙潜终见屈能伸。
文章照夜光芒在，桃李逢春雨，露新。
一炷心香和泪祭，高风千古仰斯人。
重读吴清源
■ 陈 明
如果说中国真有什么国粹，我想围棋应该是最拿得出手的了。国际象棋，电脑“更深的蓝”可以战胜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而围棋，“最深的蓝”恐怕也难奈棋臭如我者何！曾经有人因为围棋的玄妙和与其他棋类游戏规则的旨趣迥异，如落下的棋子不能再行调动，而断育它是外星人送给地球人的礼物。这当然是不能成立的。史称尧作围棋以教丹朱。那是什么时代？部落社会。部落社会的生存方略基本就是各占要津，党同伐异。后来西周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甚至战国时代的“合纵连横”，都可以看到这种“争城以战”“争地以战”的农业社会战争样态的印痕。不过，如彼的光荣不能掩盖如此的尴尬：近代以来是日本这个冤家对头体现着围棋的智慧和魅力，并以丝毫不逊于推销其汽车和家电一样的热忱，承担着向世界传播围棋文化的责任。由于怨结太深，中国人面对这样的情境，心底可说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正因郁结着巨大的心理能量，八十年代的中日围棋擂台赛才成为一个意义远远超越体育的社会事件，纹枰上的聂旋风也才被意识形态化地放大为抗日英雄。
如果把围棋与战争作为文化交流和地缘竞争的代名词，那么显然，综合二者，才是我们这几代人所经历的中日关系的全部。如果说这种缠绕纠结在聂卫平身上还只是某种历史的回声和投影，那么，在吴清源先生身上，则应该是十分残酷的真实，就像拉奥孔身上盘绕的莽蛇一样。以常理推之，这样一种缠绕纠结，应该是全方位地体现在人格、行为以及经历诸方面的，吴先生是高人。照片上的老者，仙风道骨，鹤发童颜。平淡，平淡，还是平淡——这就是由绚烂归于平淡的那种平淡？我觉得不像。我总觉得，这份平淡后面潜藏着某种紧张不安，甚至冷漠荒凉。
我是在阳光灿烂的办公室收到这本叫《中的精神》的书的。很多年前我读过《以文会友》（它应该就是这本《中的精神》的前身），那是由一个围棋杂志内部印刷的，非常朴素的十六开本；与现在带腰封，多人作序，大量插图的精包装完全不同。但更大的不同是我的心境。当时我一气读完，印像深刻的是吴氏的天才与怪诞，外加对段祺瑞的失望。天才是吴横扫日本各路高手；怪诞是吴跑到天津加入红万教以及追随玺光尊。失望则是因为当时就在张自忠路的三号院即段祺瑞执政府内上班，公干之余经常“手谈”——我们原以为段执政儒雅品高，非一般军阀可比，总爱争自己屁股下面坐的就是段氏的位子。现在，从吴书得知，他不仅好下无理手，还输不起。于是我们有了这样挤兑对方的口头禅：“你怎么跟段祺瑞一样？”后来，北京的燕山出版社还出过一版，好像叫《天外有天》，编辑送我一本，内容大同小异，就搁在书架上一直没动。
使我的心境发生变化的是两本书，它们或多或少与围棋相关。
第一本是《围棋少女》。小说以1931年东北三省沦陷到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时代背景，在血腥的世界冲突中，“塑造了一角和平的天地：小小的千风广场，碧影绿叶中，男女主角在刻有棋盘的石桌旁相遇。男人是日本间谍，冷酷而痴情，·女人是十六岁的中国少女；纯洁而不天真，聪明而残忍。一盘围棋，也是在感情的迷宫中失去自己。每一场棋的开始都是一场美妙的梦，每一场棋的结束都是无情的回归。”作者想表达的是，“在两种非常状态的敌对文化中，男性与女性在对立中相爱、探讨乃至达到升华的可能。”
这位叫山飒的所谓旅法女作家，让我想起了上海的卫慧。但又有根本的不同：卫慧是用她自己的身体写作，而这位山飒则是用民族的文化写作。她这样声称；“我是中国人，代表一种遥远而神秘的文化。”——对法国人“遥远而神秘”，对日本间谍和中国少女则是爱的触媒恨的溶解剂，有这样的文化么？都是些什么呢？围棋？用膝盖思考也不可能！记得二十年前读过一篇陈姓作家的小说，《最后一幅肖像》，主题、题材都与此极为相似，不过道具不是中．国的文化围棋，而是西方的文化油画。当时就有人撰文批判，谁有空翻出来指向《围棋少女》应该大致不错。“在两种非常状态的敌对文化中，男性与女性在对立中相爱、探讨乃至达到升华的可能”？深刻的人从这里能找到许多理论的毛病（事实上，我根本就没弄懂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直觉非常简单：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围棋与战争的二重变奏里，只有日本人来这么瞎扯什么文化的超越性才可以解释。
另一本是《杨振宁文录》。据说杨是科学史上继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但当有人间起他“您最大的贡献是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我觉得是帮助中国人恢复了在科学上的自信。”显然，他心底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并自觉承担着一份作为中国人的责任。这一自觉源自另一位中国人，他的父亲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先生的教育与熏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巍巍长城估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这是他父亲一生都喜欢的歌，也是他自己一生都吟唱的歌。
正因为“身体里循环的是父亲的血液，中华文化的血液”，当1964年，在美国生活了近二十年之后，杨氏决定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时心里仍感觉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想到了传统，想到了近代中国所蒙受的屈，辱，想到了父亲对自己的期望——回国，那是他“灵魂深处的希望”。是的，“父亲心底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