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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方体版本，上端横排剧名的红色美术字，左边直排“四幕幻想剧”和作者名的长仿宋字。轻俏秀美，是我从一九三九年在生活书店出版第一个剧本后至今出版近百种书籍中我自认为最美丽的封面和内部装帧的剧本。第二，是在距话剧《牛郎织女》出版三十四年之后的一九八○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我的三个京剧剧本：《凤求凰》《三打陶三春》《绳伎红娘子》的合集《求凰集》，也是由辛之为我设计的封面，这个封面设计很简练，然而美观大方，深粉红色衬底左上角占三分之一篇幅，一支银色飞翔着的凤凰，右下角一片白色的祥云，线条柔丽，尤其那个银凤是我看见过的最美丽的凤凰。我手边现存的是一九八三年第二次印刷的版本。第三、第四是辛之送给我的两本诗集，一本是一九八一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包括他个人笔名杭约赫的九诗人合集《九叶集》，另一本是仍用曹辛之署名的《最初的蜜——
杭约赫诗稿》，一九八五年出版，至今也十一年了；两本诗集的装帧、版式、纸张都是第一流的，当然都出自辛之的锦心妙手。最后一件是我更应当永世保存并流传后代的珍物是“丁巳夏”即一九七七年辛之拓赠并裱成拓片的纪念张，上面是辛之手刻的我与凤霞两人的五块石章，我们俩已经用了将近半个世纪了，都盖在我们的画幅和字幅上，还将永远盖下去直到我俩的终老，这真是永世的交情。
辛之的早年是一个驰名于上海署名杭约赫的热情奔放的诗人，但那时我却和他尚未相识，现在回想至今从未听到过他一字谈诗。五十年来他一贯以装帧和刻印大师的面目出现，谦和、善良、热情、真挚是他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象。
但是我更应当写的是他对我的“知遇之恩”。这四个字对他、对我或许都不够准确，但我实在找不出更为适当的词语了。
辛之夫人、赵友兰嫂嫂或许也不会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她会晓得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直到万恶“文革”以后的八十年代，整整三十年当中我所受到的离奇、荒谬、卑劣、无耻的“政治迫害”的形形色色……我只举出两件小事来说说我与辛之的“知遇”。
一九五七年是我热情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就“文艺领导”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意见，但立即变成了“反党”分子的右派，引起了全“文艺界”以至“举国”的咒骂，这时我才知道我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分子”。而且祸及父母妻子，在“领导”巨大的压力之下，我妻被迫回了娘家。顷刻之间众叛亲离，陪我在一起的只有我在三年前自己购置的房屋，从上海接来的高年父母和三个年幼的子女。旧时每天宾客盈门，一刹时变得悄无人迹。在这期间，出我意料之外的是竟接到曹辛之兄的电话问候，电话里他的声音是那样热情、友好，充满友谊和关怀，真像在冰谷里得到一盆炉火一样温暖。几天以后，又出我意料之外的妻子忽然回家来了。我问她是谁给你解除禁令放你回来的？妻子告诉我是有一天参加了一次包括戏剧、电影界少数人的聚会，周恩来总理在会后召集了几个人谈话，向妻子问到吴祖光的情况。知道新凤霞被迫住到娘家之后，叫她立即回家。并向在场的一些人说，“你们应当去看看吴祖光”。于是她当晚便回家来了。
以后的三五天里陆续有几个人来看我。我现在虽然记忆力大大衰退，但却记得清楚，来看我的是：金山、马少波、北影导演伊明、汉剧演员陈伯华是和国务院典礼局长余心清同来的，此后便无人登门了。直到一九五八年初春，北京的冰雪尚未化冻，我们——中央文化系统所属第一批“右派”大军五百人浩浩荡荡乘坐专列火车——“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开赴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极北边疆北大荒。火车开动之前，谁也不知会去何方？去多久？
人是能受得千般苦、万般苦的，尤其是咱们中国人。从发生在“反右”九年以后——以古以来最荒谬、最野蛮、野恶毒、最下流的“文革十年”，我们不是也经受过来了吗？那时候，我们都在风吹雨打之中，倒也说不上谁同情谁、谁关心谁了。何况其中还有一小段没人管的自由日子，从我家——北帅府胡同到辛之家——
帅府园，不过一箭之地，看到辛之的一家，总是觉得亲切温暖的。直到一位萃华楼国营餐馆的党委书记和另一位工人同志的两家人强行闯入我家，强占了我的西屋三间和南屋三间之后；一天我上街在公共汽车上遇见老朋友京剧小生叶盛兰，他告诉我他自己的居家情况和我相同——占用你家的房子、你家的家具、你家的水、电，还神气活现地欺侮你。他劝我找到房管局，把现住的房屋换住到相应的楼房，关上房门便得一家安居。我采纳盛兰建议以我还住着的十一间北房和东房换到了和平里的两套共四居室的楼房，果然觉得安静了。然而又发生新情况：两个儿子响应“党的号召”，一个去了我曾待过三年的北大荒；另一个作了商店的司机兼售货员，而我又被关进了文化部干校。
由于父亲在我去北大荒时逝世，家里只剩下我的母亲、妻子和小女儿。和平里的街道主任小冯是个中年女党员、我家的邻居，她来说：
“你家用不了这么多房间。”继而自己又占住了我家的一间。真不知道我们的中国是个什么世界！
一九七六年终于结束了血腥遍地的十年苦难“文革”，但是我家灾情惨重，作为万众欢迎喜爱的演员、我的妻子已因疾病和殴打——打人的是她对之施恩过的学生——成为残疾。无比善良的我母亲和岳母、岳父又已相继去世，想到他们生前所受的冤屈和灾难，真叫人痛彻肺肝，但这毕竟是无可挽回的，过去的事了。峰回路转，难以想象的是，当时我的主管领导、中央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崎找我谈话，对我说：“文革十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党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就会想到老朋友。由于你和党长久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和周总理的友情，在这样的时刻，你是否应当考虑写一个‘申请’呢？”他说的当然是“入党申请”，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自知我远远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而部长对我的恳切的谈话却使我不得不认真对待。我当晚在家里召集了全家的首次家庭会议，说明情况之后，妻子、两个儿子，五分之三的多数一片欣然，都说是过去由于你不是党员，我们受尽了折磨和欺辱，现在终于有了这么一天，还要商量什么？赶快写申请吧。惟有我那在音乐学院读书的小女儿始终一言不发，问她在想什么？她说：“爸爸入党的话，我没有脸见同学了！”她的话虽出人意外，和部长对党的威信的评价却是一致的。然而女儿的意见是三比一，占了少数，我终于听从多数的意见和不能过拂部长的好意入了党。时间是一九八○年。
在很多朋友为我的“入党”而向我热烈祝贺的时候，我却始终惶愧不安，原因是我自觉自己远远不符作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条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我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水平都和应当具有的水平相距太远，对社会、生活、事物的理解又时常和现实有所分歧。在自我感觉尚无察觉的时候，一九八七年，亦即在我“入党”七年的时候，发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的由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驾临一个普通党员家里，宣读中央纪律委员会文件，提出六条所谓“错误”，劝其“退党”。话中并含有明显的“不听劝退，即予开除”的意思。
这位政治局委员是在一九五七年和我初识的，并一九八五年亲笔写信和我“订交”。
我当时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纪委文件中所提出的六条“错误”，前三条均不符事实，后三条引自我的一篇谈戏剧艺术改革的文章，均不能作为劝我退党的理由；但是这位领导同志年长体弱、亲自走上我家四楼，出于对他的尊重和感动，我同意接受“退党”。这实际上解除了入党以来，自己内心感到的不安。
但是这件事迅速流传于文艺界及我的众多亲友，传闻之快之广，使我十分惊讶；因为几乎在顷刻之间。一九五七年我被打“右派”的往事迅速重演；早已恢复了的高朋满座、贵友盈门的东大桥楼居之家又一下沦为当年的凄凉光景。这在我本是意料之中，倒也能安于闭门思过的生活；无论如何，北大荒“万里投荒”的故事终于不会重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