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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作用的任何东西，在意识看来都被感受为是一种强制，而意志便是这种强制的对立物。自由和强制是一对相对而互补的概念，它们必然与意识相联系。在意识之外，它们都是想象的概念，只有一种神话般的想象可以将它们与事物联系起来。如果我们说，〃地球屈从于强制，因为它绕着太阳转〃，我们可能正好断言了太阳的自由，因为它使行星转动。
赫尔巴特（Herbart）曾在某个地方讲过：〃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不自由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不自由的了。但是，如果我们把自由归之于我们自己，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是自由的。〃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话这样讲：〃如果我们知道一种现象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必然是该现象确有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一种现象的原因，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原因。〃这一错误的推论恰恰是绝对的非决定论（absolute indeterminism）的追随者们在作结论时提出的。他们作出这一推论的前提是，我们无法在意识中发现决定意志的一切原因，意志本身便是我们活动的首要原因。
有人试图通过进一步的肯定论据来支持来自意识的这种否定证据。我们被告知，在自然界中，每个发生的事件都以事物的先前情况为先决条件，而每个发生的事件是事物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先前的情况本身必须有一个先行者，如此等等。但是，对于这种无限系列的开端，我们必须假设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冲动，如果这个世界的起源变得可以理解的话。现在，如果一旦表明某个方面处于普遍的因果关系之外的话，那么去想象在世界的发展历程中产生的任何数量的因果联结系列，而且每一种系列均有其特定的开端，将不存在任何困难。如果我现在实施某种随意活动，那么，这一事实以及它的一切结果都意味着一种新系列的开始，它们的每一项（term）均由自然原因所决定，除了第一项外，因为它超越自然原因能达到的范围。
在这一争论中有两个弱点。首先，关于事物的第一个开端之假设对意识来说是不可能的，不论图景般地描绘还是概念般地描绘；其次，即使假设了世界的第一开端，那么，类似的开端能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发生的假设将成为一种类比的推论，这种推论缺乏一切肯定的基础。
在赞成或反对意志自由的这种或那种争辩中，基本错误越陷越深。这种基本的错误表现为，对整个问题的考虑仅在自然的因果关系（natural causation）的概念下进行。首先，把它作为一个心理经验的问题来陈述。如果我们从这一观点出发对它进行考虑，我们便可以立即看到，心理原因，无论是随意活动的心理原因还是意识的其他表现的心理原因，是不可能完全被发现的，原因在于下述两点：第一，它们存在于意识之外，而且属于一系列难以达到的过去经验；第二，它们形成了更为普遍的意识连结的一部分，个体的心理仅仅构成了其中的一个环节。你们知道，个体意志的一般方向是由〃社会的集体意志〃（collective will of the munity）决定的，在这个社会的集体意志中生活着意志的拥有者。尤其在这种联结中，我们发现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心理生活的因果关系在自然的因果关系的规律（例如因果相等的规律）之下是无法立即予以归类的。
三
根据自然界的因果律试图构筑一个民族的历史或人类的历史不仅在实践中是徒劳的，而且在原则上也是错误的。如果个人能够说，除了他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所从事的活动以外，他还能以其他方式行事，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够在谈论历史的每一个事件时说，它可能以不同方式发生。在这两种情形里，自然的因果关系缺乏其必要性。对于历史事件和个体的随意活动来说，我们只能引证决定性的动机，我们无法证明强制的原因。在这一方面，历史事件的概念和随意活动的概念恰巧是相等的。唯一的区别是，一个涉及社会，另一个则涉及个体。
一个社会的普遍意志仅仅存在于大批个体意志的表现之中。个体和他的随意活动包含在越来越普遍的意志的同心圆中，首先发生的是个体所直接隶属的小型社会的普遍意志；然后，个体带着这种意志屈从于较大社会的意志；接着，个体带着这种较大的社会意志又隶属于更加综合性的意志；如此等等。个体在其中所处的关系成为他随意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一个社会的普遍意志通常又反过来为更有能量的一些个体的意志所左右，而这种更有能量的个体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个体意志所默许。
意志表现的频率与意志效应的大小成反比，这是写在历史上的一条规则。通过全民行动而使历史进程发生突然改变是极其罕见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到社会中＿遍意志活动的一些事件，可以说它们构成了历史的里程碑。在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中，普遍意志大部分是不活跃的；尽管在社会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且在方向上时而向这边时而又向那边摆动，但是它们并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们像个体的意志在服从于冲动和情绪（个体的生活方式在这些冲动和情绪下暴露无遗）时发生的变化一样。由少数杰出人士的普遍意志所作出的决定已经让位于一些几乎注意不到的影响，这些影响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并且通过外部条件或内部变更之方式而直接或间接地起作用。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个体意志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社会意志。在动荡的年代，事件的发展进程往往把个体也卷了进去，而在这些时期，当普遍意志不活跃时，社会就处于我们所谓的平衡状态。但是，从先前历史产生的社会情况，从外部的自然原因产生的社会情况，以及从特别有力的个体意志的干预中所产生的社会情况，必然会在事物的普遍进程中对个体的随意活动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人们只能期望在头等重要的历史事件之间消逝的长久间隔中，社会的恒定情况将会使组成该社会的一些个体的随意活动带有某种一致性。
这种普遍的影响由统计事实得到证实。我们发现，每年发生的刑事犯罪数目、自杀人数和结婚人数可以在几十年中保持恒定，原因在于文明国度从以往历史中产生的社会条件也几乎保持不变。奎特莱特（Ouetelet）曾经表明，每年的婚姻人数比起每年的死亡人数来，甚至更加稳定，当然，自杀的情况是个例外——因为在自杀事件中，意志是无话可说的。奎特莱特还证实了，只要司法程序保持恒定，那么对罪案的起诉和惩处可在任何一个国家保持不变，刑事犯罪的发生在与年龄和性别有关的数量、性质和分布方面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而且，在自杀事件方面也同样表现出规律性。这种规律性甚至延伸到了死亡方式的选择。每年差不多有同样数目的人上吊身亡、开枪自杀、服毒致死和投水自尽。从所有这些稳定性中，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对一个民族而言，历史地决定的社会条件在个体公民的随意活动中起决定性影响。
在对不同的自然界进行的观察中，我们的结论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这种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孤立某些因素的手段，而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社会的状态。如果我们对有助于决定那种社会状态的统计表所显示的绝对规律性中出现的一些轻微偏差进行比较，那么我们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这些轻微的偏差追踪至它们的原因上。于是，可以表明，饥荒增加了盗窃的犯罪人数，同时却减少了婚姻人数。暴发性传染病，像霍乱那样，伴随着结婚人数的减少，但是，霍乱等传染病结束以后不久，结婚人数又有明显增加。后面的现象可以归之于由传染病引起的死亡率的增加。看来，社会正在无意地加速填补死亡造成的人口空缺。不管个体的活动是如何缺乏规则，社会的活动却表现出完全一致。但是，这种规律性看来也是一种盲目需求的产物。每种活动都伴有明确的、用数字表示的规律，没有任何一种个体意志可以将它改变。
但是，如果在个体活动的这种累积中，没有任何东西的踪迹可以归之于个体意志的影响，那么我们难道不能得出结论说，这种影响是幻觉吗？难道自然规律的例外不只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当我们的观察延伸到相当宽广的领域时，它便消失了）吗？不错，人们已经得出了这一结论。据说，统计数字表明，随意活动在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