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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的对岸是扬州。素知扬州人泡茶馆和泡澡堂子是两手绝活，流行一句谚语：“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我年少时仅去过扬州一次，亲戚邀我上闻名的“富春花局”吃早茶。当时这爿茶馆还是一座旧式的瓦房院落，摆设了许多花卉岔景，前前后后挤满了茶客，据说六都是盐商和买卖人谈交易。“富春”的茶叶与众不同，讲究“双拼”，杭州的龙井与安徽的魁针镶成，既有龙井的清香，也具魁针的醇厚。它的点心最精致，拿手的是三丁包子（鸡丁、肉丁、笋丁）、三鲜煮干丝、干菜包、烫面蒸肉饺、萝卜丝烧饼、翡翠烧卖、千层油糕等等，包子的美味至今过半个世纪了依然为之垂涎。干丝讲究刀功，薄薄的一片豆腐干能切成二十片，再切细丝，切得细才入味。最近我又去了扬州一次，“富春”还是“富春”，可是点心的质量下降了。另外，扬州的“狮子头”，确比镇江高明，考究细切粗剁，肉嫩味鲜，团而不散，入口即化。扬州人取笑镇江的“狮子头”扔过江来能把人脑袋砸个大鼓包，言其坚硬而肉老。这是题外话了。
我在南京读中学，星期天也和同学上夫子庙吃茶，什么奇芳阁、六朝居、魁光阁都去过。我的目的不在饮，而在吃。茶馆供应的茶叶不讲究，那几家的点心也不如扬、镇，但是清真的煮干丝和牛肉面不赖。我喜欢用长条酥油烧饼蘸麻油吃。这样的烧饼不输黄桥，至今向往。泮池的秦淮画舫上也卖茶，不过那里以听歌选色为主，醉翁之意不在茶也。
后来到了上海，我一次也未去过城隍庙湖心亭的茶馆，更不敢上大马路和四马路的茶馆，那是流氓“白相人”吃“讲茶”的地方。南京路“新雅”每天下午开放二楼茶座。广东馆子不兴喝绿茶、花茶，我叫一壶水仙、菊普或铁观音，慢慢品茗。“新雅”的广东点心也很地道。一到四点钟，茶座上经常可以遇见文艺界的朋友，包括30年代的“海派”作家、小报记者和电影明星之类。相互移座共饮，谈天说地，有些马路新闻和名人身边琐事的消息，便是由茶余中产生而见诸报章的。有时谈兴未尽，会有熟人提出会餐，愿“包底盘”下馆子吃一顿，五六个人也不过四五元钱。
苏州人也爱坐茶馆，多半是“书茶”，是为听评书、弹词而每日必到的老茶客。这种茶馆遍布大街小巷，而我却爱上“吴苑”。这里庭院深深，名花异草，煞是幽雅，似乎不见女茶客，也不卖点心，闲来嗑嗑瓜子而已。茶馆毕竟是男人的世界。
我在广东住的时间较久，不但城市到处有茶楼，农村四处也有茶居。广东人饮茶是“茶中有饭，饭中有茶”。珠江三角洲的耕田佬是每天三茶两饭。解放前是早、中、晚都有茶可饮。天刚发亮，就有人赶去饮茶了。如果一个人独溜，先在茶楼门口租一叠小报慢慢消遣。老茶客照例是“一盅两件”（一杯茶，两个叉烧包或肠粉、烧卖、虾饺、马拉糕两件），花费有限，足以细水流长。午茶实际是午餐，除了各式茶点外，添售可以果腹的糯米鸡、裹蒸、炒河粉、伊府汤面、什锦炒饭等等。广东朋友常说；“停日请你去饮茶”，实际算是最经济的请吃便饭。也有的只是一句随便应酬话，我也碰到这样的“孤寒佬”，晚茶都在晚餐之后，旨在朋友之间白天忙了一天，饭后休息休息。更晚的是十点以后的“宵夜”了。广东茶点真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不像北京、天津一年四季的豆浆、油饼、果子。点心是推着车子送上桌的，随意开列几种：咸点如彩蝶金钱夹、肫片甘露批、脆皮鲮鱼角、香葱焗鸡卷、栗子鲜虾酥、鲜菇鸳鸯脯、煎酿禾花雀……甜点如生磨马蹄糕、杭仁莲蓉堆、鲜荔枝奶冻、云腿甘露菊、冰肉鸡蛋盏……另外有小碟豉汁排骨、凤爪、鸡翼等等。
真正考究饮茶的是粤东潮汕和闽南人。饮茶就是饮茶，一般去人家做客，主人捧出紫砂小壶、白磁小杯和安放茶具的有孔瓷罐，随饮随沏，步骤有：治器、纳茶、候汤、冲煮、刮沫、淋罐、烫杯、洒茶八道程序，真是讲究到家了。壶内茶叶放得满满的，茶汁之浓似酒，缓缓地呷，细细地品，醇厚浓酽，清香甘芬，饮后回味无穷。闽南人非常考究叹茶（叹即品赏赞叹的意思），茶叶用的是乌龙，讲求安溪的铁观音或武夷山岩茶，几乎天天饮、时时叹。所以人说：“闽南人有因喝茶喝破产的。”我到了泉州、厦门，方知其言不虚。
抗日战争时期，我有大半时间在四川，东西南北的主要县城几乎跑遍。四川人惯饮沱茶，这是一种紧压茶，味浓烈而欠清香。四川到处有茶馆，山沟沟的穷乡也不例外。茶馆只卖茶，不卖点心，是名副其实的喝茶。沱茶很经泡，一盅茶可以喝半天。有人清早来沏盅沱茶，喝到中午回家吃饭，临走吩咐“么师”：“把茶碗给我搁好，晌午我还来。”“么师”便将他的茶碗盖翻过来。撂在一边。因此，茶可以上午喝，下午又喝。这种茶客可谓吝啬到家了。茶馆是“摆龙门阵”的地方。人说，四川朋友能说，可能是从“摆龙门阵”练出来的功夫，也许有此道理吧。四川茶馆也是旧社会“袍哥”们谈“公事”的场所。那时代，某些茶馆是与黑社会有联系的。有一次，我独自去川西北彝族地区办事。到了江油中坝，当地人说：“再往山里去，路上不太平。中坝镇子上商会会长王大爷是这一带的‘舵把子’。这人爱面子、讲交情，何妨去看望他，包管你沿途有人接待，平安无事。”果然，我每逢在墟场的茶馆歇脚，马上店老板就上前恭恭敬敬地连声问好。临走，我开销茶钱，店老板硬是不收，说是：“王大爷打了招呼。你哥子也是茶抬上的朋友，哪有收钱的道理？二回请还来摆嘛。”我正纳闷，长途电话也没这样快，店老板是咋个晓得的？原来抬滑竿的伕子已被叮嘱过，让我一进茶馆就坐在当门的桌子口上，自有人前来照料。他们当我也是“袍哥大爷”呢！
谈到这里，我始终没涉及北京的茶馆。为什么？我在北京前后住了四十多年，说实在的，除了若干年前去中山公园长美轩、来今雨轩和北海漪澜堂、仿膳喝过香片之外，一次也未进过其他茶馆。现在公园里久不卖茶了，有的只是大碗茶，太没意思，对不起，不敢领教。
1989年10月
这次在香港小住数月，先后走访了一二十家茶庄并茶具博物馆。印象之一是，他们无不讲究中国茶道传统的文化气氛和审美环境，从茶号招牌直到茶室的一般陈设，包括茶桌、茶凳、茶器、茶品，以及伴奏的音乐，四壁的字画，无不流露出了传统的中国情味和中国风俗。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则要数坐落在九龙尖沙咀区段上的一家茶寮：只因其壁上挂着一幅三尺来长的条子，那上书有四个浓墨的隶字：“茶味人生。”偕行的还有两位茶侣，一位是杭州的吴君，一位是南京的朱君。他俩抬眼瞥见这幅条子时，也皆顿生兴味。但见吴君趋步走到那幅条子跟前端详一会，把缀书在“茶味人生”底下的两行联句，一字一顿地读出了声——茶味人生随意过，淡泊知足苦后甘。此联句乃楷书小字，想必是权作注脚之用。尽管它未能把“茶味人生”所深蕴的内涵完全破译出来，倒也通俗明白，自有其可取之处。
当一位青年调茶师给我们递茶过来时，我便问他，这幅条子是不是哪位书法先生书赠你们的？他笑说：“那是我跑了几十家文物古董店，好不容易才觅得的。我们这些靠茶谋生的人，朝朝暮暮都在跟茶和茶客打交道，咀嚼咀嚼‘茶味人生’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