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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这才是免遭灾祸重降的惟一办法！习俗，在老舍这儿，也成了写人写事的一种方式。
老舍在谈《茶馆》的时候说过：“我的确认识《茶馆》里的那些人，好像我给他们都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因此，他们在《茶馆》里那几十分钟所说的那几句话都是从生命与生活的根源流出来的。”这说明老舍对《茶馆》里边各色人等的认识早就深入到了他们的骨子里，这才可能把《茶馆》写得如此地逼真、传神。
三，独树一帜的艺术样式
老舍一生都保持着旺盛的艺术探索精神。创作话剧《茶馆》的时候，他心里积蓄的探索冲动再次燃起。照作家自己的说法就是，要做“新的尝试”，不愿意“叫老套子捆住”（《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
《茶馆》的艺术的确不落旧套。以往的话剧作品大多属于叙事剧，老舍不走老路子，敢叫《茶馆》别开生面。戏中没有总贯全盘的矛盾冲突，没有统领始终的情节链条，专门依赖散在的小人物遭遇、小单元故事，四下铺展，彼此连缀，汇集出来了一幅足以反映3个历史时代的世情长卷。
第1幕与第2幕间隔十几年；第2幕与第3幕间隔大约30年。时间跳荡幅度之大，没看过这出戏的人简直无法想象。老舍用一种“串联”的方式，把3个远远相隔的年代，悬吊在一条垂直的岁月长索上，营造了感观效果上大气魄的史诗意境。而在每个具体的时代（也就是每一幕）里，又选择了另外一种“并联”的方式，把一个个彼此邂逅的人物和事件，缜密地拼装到有限时空之间。
幕与幕之间时间跨度大，人物与人物、事件与事件又不一定全有内在关联，这样的戏，写起来如果功夫不到家，就会丧失整体感，弄得水银泻地，散碎难收。作者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拿出了一整套办法。首先，他把3幕戏，都设定在一个不变的空间——裕泰茶馆的正堂，这能让观众摆脱各幕时间相距遥远带来的脱节感觉，时代变迁造成的这座茶馆和它的主人的命运，像一条内在的线索，使3个时代勾连起来。其次，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比如王利发、常四爷等，都叫他们从第1幕到第3幕贯穿始终，剧情再怎么铺张，还有这些核心角色在拉动全局；而松二爷、康顺子和李三等次要的人物时隐时现，也起着整合剧情的辅助作用；还有一些剧中人物，虽不是每幕都出现，像刘麻子父子、唐铁嘴父子、宋恩子父子、吴祥子父子、二德子父子、庞太监与其侄媳妇……都是老少两代传承不断的，他们两两组合，也有利于作品的连贯性。《茶馆》总主题是要“说明那些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要“葬送三个时代”，选取的所有人物活动和戏剧片断，都是经过总主题这把“筛子”细细筛过的，瞬间的人物剪影，只有三五句台词、一两个动作的情节安排，都要服务于全剧的总主题，否则就舍弃不用。老舍用这样一些行之有效的手段，把个《茶馆》写得形散而神聚，意阔而气凝，也叫自己在戏剧结构的大胆尝试大功告成。
除了结构上非同凡响，话剧《茶馆》风格样式的特异，也叫人难忘。作者笔下的历史时代那么暗淡绝望、遭人诅咒，不过，人们也许想不到，老舍居然别出心裁地做出了他更大胆的选择：不是用悲剧样式，而是用喜剧样式来写这个戏。
人物塑造和情节编排，大多注入了作者或冷嘲或热讽的幽默和调侃。这类幽默调侃，因为依据作家对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的深刻认识，就不再是失掉控制的无谓逗哏。对于丑恶现象，老舍的幽默调侃不弱于火辣辣的抨击，厉害得就像皮鞭，鞭鞭见血；对于虽然带有真善美成分，却又毕竟属于旧时代的人物和事件，他的幽默调侃，则裹着温热与惋惜，切中这些人与事的实质性弱点。第2幕，吸毒成性的唐铁嘴宣称自己“已经不吃大烟了”，王利发顿生疑窦，还以为他是戒掉恶习了呢，谁知道唐铁嘴话头一转：“我改抽‘白面’啦。你看，哈德门的烟是又长又松，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个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儿福气还小吗？”他是个寡廉鲜耻之徒，这几句话，把国人那点儿“阿Ｑ式的精神胜利法”，沿着丑陋卑贱的心路发挥到了顶点，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毒品危害，只有到了唐铁嘴这种丧失灵魂的家伙嘴里，才能说成是对国人的“侍候”！真是可耻之尤，也可笑之极。这就是老舍砸向丑类们头上的幽默，智慧又犀利。也是在同一幕，从庞宅逃出来的康顺子母子，到茶馆来恳求收留，王利发不愿意，却被内掌柜一句话给留下了，王利发只好嘟嘟囔囔：“好家伙，一添就是两张嘴！太监取消了，可把太监的家眷交到这里来了！”王利发的牢骚、无奈，转化成了这么一句灰色幽默，把这个饱经世故、惨淡经营而又有点自私的小商人的感受，勾画得多到位！观众听到王利发的“怪话”，都会有会意的微笑，也会有隐隐的怜悯，也许还有酸咸苦辣一齐被搅起的感慨，人们能瞧见作家对旧时代小人物杂糅着温情和讥讽的一片心。
邪恶势力的可憎，与被欺侮者的可悲，都来自时代的荒谬。老舍扭住旧时代的荒谬本质不撒手，让正义、快感，以及酣畅的嘲弄，化作投枪和匕首，去戳穿旧制度旧文化的虚弱本性，给观众少有的欣赏满足。黑暗的社会充满了罪恶，可是，当它注定灭亡的时刻，却总是暴露出许多滑稽、失重的形态，这都是不可多得的喜剧场景；铲除在历史肌体上苟且存活的荒唐、怪诞，是历史辩证法的胜利。把准了这一点，当然要开怀大笑，在开怀大笑中领略整个旧时代的土崩瓦解。我们在座的朋友，凡是看过话剧《茶馆》的，恐怕都会对欣赏这出戏的时候那种整场接连不断的酣畅淋漓的笑声记忆犹新吧！老舍一生写过许许多多诅咒旧时代、同情苦人儿的故事，终于到了写《茶馆》的时候，这么清醒地把握了时代更迭的历史规律，他的那管以幽默著称的笔，才找到了可以这样从容挥洒的绝妙感觉，写出来了这样世所罕见的大气派的喜剧作品。
在传统的中国文学观念里，严肃、悲怆，总是属于纯文学的上品格调；喜剧呢，不能说是没有一席地盘吧，可往往还是要被当成饭后茶余的“消遣”。满族作家老舍，毕竟有过另外一重民族文化的滋养，他自幼饱经忧患，却又性情倾向幽默，爱用好笑的眼光看人生，从走上创作道路以来，幽默始终是他乐于保持和时常启用的风格。清代满族的前辈作家们曾经以幽默调侃的心态，写出过不少讽喻时弊的好作品。可惜，那种特别的创作追求，因为不同民族欣赏习惯的不同，没有完全获得中原文坛的认可。各民族文学的审美习惯，从来就不可能一模一样，这是正常的。正因为各个民族的艺术风格有差别，彼此文化交流才会有价值，才会让人们产生新鲜、惊喜、愉悦、扩充的心理满足。
现实主义历来是老舍的创作之魂。话剧《茶馆》充满了迷人的传奇性，又没有离开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半步。荒唐岁月发酵出来的社会现实，本身饱含着数不清的失态和笑料，老舍把最具意味的笑料扫拾到一处，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跟幽默风格交相作用的艺术焦点。英若诚先生说起过：“演松二爷的黄宗洛同志说，他演的这个人物是个到死也没有明白的人物。其实《茶馆》里的人物，王掌柜到死明白了吗？没有！只是觉得自己倒了一辈子的霉。常四爷明白了吗？也没有。刘麻子被大令当逃兵砍了头，他也胡里糊涂根本不明白。我觉得这正是老舍创作中高明的现实主义的地方。”这一体会很准确，不过，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深化一下这一体会，一出戏里既然有这么多不同的人物，都是到老、到死仍然糊里糊涂没明白过来，那么，这出戏的调侃力量还小么！老舍的现实主义，与他的幽默风格，早已经是浑然一体了。
话剧《茶馆》，常被说成是全面体现民族风格的作品，其实不尽然。中国传统的戏剧，讲究故事的完整性和戏剧冲突的一致性，《茶馆》却借鉴了西方现代戏剧的经验：淡化故事、不着力编织统一的矛盾过程，而用一个笼罩全局的写作宗旨把散在的琐细情节收进去。不过，这个戏毕竟主要面对国内观众，为了跟中国人的欣赏习惯接轨，老舍又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