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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马克卢普确实做的那样称赞经验研究，如果从来没有提出和人们所持的信念有什么不同的东西，那么那样做并没有多大意义。①弗里德曼对经验检验的态度和马克卢普的是有些不同的：虽然他同意“在科学中从来没有必然性，并且从来也不能完全‘客观地’取得支持或反对一个假说的证据”（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30页），但是他相信新古典研究框架不断地受到检验，并且完全胜利地通过了大部分检验。他认为，首先，象我们已经看到的，竞争代表了一个达尔文过程，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比如保证所有消费者都使他们的效用最大化和所有的厂商都使他们的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尽管新古典模型的假设可能是违反事实的，但它的预言仍然正确的结果，这两个结果是一样的。（对这个争论的经典论述是阿曼·阿尔金做的，因此我们将把这称为阿尔金论题）。其次，对收益最大化假说的一批甚至更重要的证据是这个假说在专门问题中的无数运用和对它的含义寻找矛盾的屡次失败。这个证据得到文件资料的极硬的支持：它散布在无数的备忘录、文章和专著中，这些文件所关心的主要是专门的具体的问题而不是把假说付诸检验。但长期继续运用和接受这个假设，以及要发展和广泛接受另外的连贯的、自我维持的理论的失败，是对这个假说的价值的有力的、间接的公开承认（见同上，第22—3页）。
不必怀疑这是弗里德曼的整篇文章中最所向披靡的一页，因为他对于这些“无数的运用”甚至一个例子也不举。毫无疑问，当干燥的夏天草莓价格上升，当伴随着石油危机油价急剧上涨，当受到转向强硬的货币政策威胁之后股票市场价格下跌，这时我们可能会很满意，因为对收益最大化假说含义的反驳又一次失败了。然而，就多种假说能够解释同一个现象而言，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提出反驳的屡次失败不是经济学家不愿发展和检验非正统假设的征候。要是能够告诉什么样的经济事件为收益最大化假说所排除，或者更好地，什么样的事件，如果它们发生的话，能够迫使我们放弃这个假说，这将更加令人信服。就象阿奇博尔德公正地评论的，关于“无数的运用”那一页的真正涵义是“鼓励自满和打击对据说显然是进步的先决条件的怀疑的再检验。”（见阿奇博尔德，1959年ａ，第62页）他的评论认为，不管弗里德曼在其他地方说了些什么，他并没有真正对检验收益最大化假说感兴趣，而是想方设法去巩固这个假说。就象我们知道的，没有什么很奇怪的理论，但是，在我们周围的一切证据都用来巩固一个理论这是很奇怪的。此外，一个假说所保持的时间和缺少一个广为接受的对手并没有提供对“它的价值的有力的、间接的公开承认”，这是引用弗里德曼自己的话；每一个人们曾经坚持过的谎谬的教条都是以这种理由来辩护的。
仍然存在一个我所称的阿尔金论题，这就是认为宏观经济学中的所有动机假设都可以用拟比的论述来建立。这可以看做是不相关假设论题的、被击溃的样板——争论拟比假设的现实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假设从定义上讲既不真也不假——或者是对收益最大化假说做极端的重新解释，其结果是把个人的理性活动轨迹移到社会平面上。由于严重地依赖阿尔金论题，弗里德曼事实上抛弃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人们一般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以研究经济问题的古典方法为基础的：不是从具体的个人代理人的理性活动取得一般的可检验性预言，而是从一种新的因果机制、比如动态选择过程中取得宏观经济学的预言，动态选择过程对那些不管为了什么理由都活动得象他们是理性的收益最大化者的实业家给以奖赏，而对那些由于破产就以其他方式活动的人给予惩罚。这并不是行为主义者对传统理论的重新解释，而是一个新理论。这就是我早期当做弗里德曼第二方法论论题提到的东西，它的理论涵义是那么深远从而它已广被接受，它的细微的特殊之处也为人们所注意，这是很惊奇的（但请见库普曼斯，1957年，第140—1页，阿奇博尔德，1959年ａ，第61—3页；温特尔，1962年和戴斯林，1971年，第59—60页，299—303页）。①
对动态选择过程的参考，立即显示了求助于阿尔金论题的错误：传统微观经济学如果不是完全地至少也是大部分地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比较静态分析，这样一种学说在分析均衡结果方面是有力的，但是在分析达到均衡的过程时很虚弱。
“显得是企业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可以是任何东西——习惯反应，随机选择，或其他难以归类的东西”，弗里德曼告诉我们（见弗里德曼，1953年，第22页）；“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这些决定因素碰巧使企业的行为和理性的、信息充足的收益最大化行为一致，企业就繁荣并且取得扩张的资源；什么时候只要不是这样做，企业就趋于失去资源。”但是当厂商真的朝最大化行为活动，这个使厂商繁荣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没有理由使人相信，那些在一个时期里繁荣的厂商，在另一个时期里也将保持一致的活动；换句话说，与那些不赢利的厂商相比，有赢利的厂商的“习惯反应”可以形成任何积累的趋势助使厂商发展，但“随机机会”当然不会这样。斯德尼·温特尔（见斯德尼·温特尔，1962年，第240页）在他对阿尔金论题所做的系统的考察中对此做了表达：
于是在关于选择的争论的现有论述中就存在一个基本的困难，困难的根源是事实上不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之间的相对偏差会随时间不断变化。由于人们并没有仔细对待动态过程以表明哪些行为是可行的，那些是不可行的，于是就忽略了厂商并不能从总体上按照接近最大化的行为安排它们的活动。一般地，这种安排必须有一个特别的环境状态，但是环境在动态过程中本身也在变化。
为了维护阿尔金论题，我们就需要能够预言反均衡状态的行为，这就是，我们需要以和厂商在经济环境中的出现和消失有关的、至今人们还没注意到的进出理论来补充标准的厂商理论。假设在生产中与规模成比例的收益不断增加，或者有其他以技术为基础的成本优越；如果一个非最大化的厂商取得比最大化的厂商的大的起始优点，比如说，由于在时间上早进入一个行业，规模优越性会允许非最大化者比最大化者增长得快，并且这是不可逆转的；结果，我们所观察的厂商只是那些没有使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和那些的确是“停滞”的厂商（见温特尔，1962年，第243页）。在一个行业中甚至仅仅是有区别的产品和联合广告的出现都会产生类似的结果。现在我们当然能给一整套假设下定义——规模收益不变、有区别的产品、完全的资本市场、所有利润再投资，等等——这将支持阿尔金论题，但是这个步骤将不过是带我们绕了整整一圈又回到假设的“现实主义”（见同上，第242——5页）。简而言之，阿尔金论题的问题和达尔文理论中“适者生存”的字面意义的问题是一样的：为了生存，只需要比对手更好地适应环境；我们不能从自然选择中建立什么，因为生存下来的种类比我们从经济选择中能建立的要完善，生存下来的厂商是利润最大化者。
现在我们重述弗里德曼文章的三个中心观点来总结我们对这篇文章的长期分析，所有三个观点都联合起来提供广泛的理由以说服经济学家们建立抽象的模型，不必过分为它们好象没理的假设基础担忧：（１）假设对于证实理论来说“大部分地”都是不相关的，应该“几乎”仅仅从它们做为产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