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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对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很好的文献索引见多兰德（1976年，第224—7页）和利特查尔德，1978年，第82—3页）。利特查尔德（1978年，第22页）在区别现代奥地利人的特征时评论道“没有两个奥地利人在方法论上曾经完全一致……然而，在总的见解方面他们有广泛的一致，对此利涅尔已经总结道：奥地利经济学家是主观主义者；他们强调人类活动的有目的性；他们不喜欢通过强调均衡去排除市场过程的理论结构；他们对企图把计量过程运用于经济学表示深深的怀疑；他们对经济原理的经验‘物证’表示怀疑，结果对在今天的经济学界中继续存在的很多经验著作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持严重的保守态度。”冥王E书？2004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
第四章 证伪主义者，整个二十世纪的故事
一、极端经验主义？
1938年，托伦斯·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基本假定》出版了，这本书也把对波普的可证伪性方法论标准的明白介绍带到经济争论中来。哈奇森必然是早在1938年就认识到了波普的划分标准的意义，这件事本身是值得注意的：波普的《研究的逻辑》（1934年）那时候还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甚至象艾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1936年）那么有名的维也纳学术圈子的哲学思想普及也完全漏掉了波普对意义的可证实原理所作的批评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哈奇森也没有认识到波普思想的新奇之处：虽然他频繁地引用波普，但是他在制定基本标准时却不承认任何东西是从波普那儿得来的。他的基本标准是，追求“科学”地位的经济命题至少应该能使人相信它可以在人际进行经验检验（见哈奇森，1965年，第10，19，26—7，48，49，126，156页）①。哈奇森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各式各样的先验论，但是在攻击据说米塞斯和罗宾斯称正统经济学的假设是直觉地明显的时，他把事情夸大了，本来是要调整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学方法论方向的坚决的努力就这样搞糟了。
哈奇森争论的中心观点是，所有经济命题都可以被彻底地划分为重复命题或经验命题，前者是不否认世界上任何可想象事态的发生，后者是不否认在这些事态中至少有某些可想象事态的发生（见哈奇森，1965年，第13页）。不管我们对这种科学命题的两分法会怎么想——对于这种认为所有命题都能被整齐地划分为逻辑上需要的“分析性”命题和逻辑上明确的“综合性”命题的实证主义教条，有的现代哲学家已经提出疑问（见尼格尔，1961年，第371页）——事实是哈奇森趋向于把大部分经济命题归结为重复的命题。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把只不过是把伪装定义的断言和虽然在原则上是可检验的，但实际上又蓄意蔑视现实检验的断言两者之间的区别弄得模糊不清了。
举例说，在经济学里形而上学的“硬核”命题，例如相信价格体系能够恒定地运转来调和所有经济代理人的利益，或者所有经济代理人都根据他们的利益理性地活动，这些的确都是认为现实世界甚至在原则上也无可非议的断言，因为看起来它们并不禁止任何事件发生。类似地，哈奇森把带有不是专设的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经济命题当做重复的命题取消了（见哈奇森，1965年，第42页），而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关于现实世界的不可检验的经验断言。请考虑两种论述：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征收香烟税将会提高它的价格，和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征收香烟税将会降低它的价格；两者都不是重复的命题，因为两者之间实际上都是不可比的。就这两种论述说，它们都是关于现实的“综合的”命题，然而没有哪一个甚至在原则上是可信的，因为其他情况是无数的。因此，如果一个论述在原则上是可证伪的，它会的确否认某些可想象的事件或一系列事件。但是反过来的说法并不能站得住脚：一个论述可以否认某些可想象的事件的发生，然而甚至在原则上这个论述也是不可反驳的，所有带有不是专设的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趋向论述的确是这样。
对哈奇森的批评是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发起的（见阿加西，1967年）。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并不是象哈奇森那样采取“分析－重复命题”和“综合－经验命题”的两分法，并且把大多数经济概念归于前一类，而是提出了三分法，分为（１）分析－重复命题，（２）综合－经验命题，不过甚至在原则上也是不可检验的，和（３）综合－经验命题，但是至少在原则上是可检验的。他们这样划分的结果是减少了归入第一类的经济概念和增加了归入第二类的经济概念。他们争论说，当事实上经济学家们所做的是不可检验的经验断言时，哈奇森却不断地批评他们表达重复的命题：“人们从他对经济理论的考察中所得到的印象是，在他那个时期大多数经济理论家除了重复命题之外几乎什么都没说，虽然他的书是在凯恩斯的《通论》之后两年出版的。然而凯恩斯毫无疑问是关心经验问题的”（见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1967年，第28页）。①
哈奇森的主要的方法论法则是，科学的经济研究应该受到可经验地检验的论述的限制。不幸的是，对于可检验的要求指的是对经济理论的假设还是对它的预言，他是很含糊的。
结果，他好象是强调对假定（postulates）、或我们现在所称的假设（assumptions）的检验，就象他那本书的标题所暗示的，这种印象在他回答后来弗里茨·马克卢普对极端经验主义的遣责中得到了加强：马克卢普把哈奇森当做极端经验主义者的主要榜样来引用（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143—4页），极端经验主义者的意思是，他总是“坚持用从感情观察中得来的客观资料对所有的假设做独立的检验”，从而就提出了“一个从事实而不是从假设开始的方案。”哈奇森否认极端经验主义的责难（见哈奇森，1956年），并且毫无困难地表明他书中很多关于可检验性的重要性的论述指的不是假设，而是经济学中“已完成的命题”。
然而这本书的重点是在其他方面，甚至在该书出版20年之后在对马克卢普的回答中还含有哈奇森长期存在的罪名的暗示，即经验研究在经济学中运用于假设就象运用于理论的预言一样有用。因此，马克卢普认为，对于诸如居民户的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这样的基本假设，采用比如说对大量的消费者和企业主进行查问来进行直接检验，其结果“如果不是引人误入歧途的，也是徒劳无用的”；对这种评论哈奇森的回答是（见哈奇森，1956年，第481页）：“不管检验这个＇理性的］基本假设的专设条件是‘直接地’和‘独立地’获得的，还是从对结论的专设的检验追溯到从中推出这个结论的假设‘间接地’获得的，在原则上这都没有关系。”
但实际上这关系很大，并且关系到“原则”：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哈奇森和马克卢普分手，并且我们还将看到，和弗里德曼1953年那有影响的《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也有分歧。马克卢普把1956年的哈奇森和更多地把1938年的哈奇森称为一个“勉强的极端经验主义者”，这并没有错得太远（见马克卢普，1978年，第493—503页）。
二、再次的先验论
然而，如果我们要对哈奇森的书做个公平的评价，我们就需要再次提醒自己本世纪３０年代先验论的力量，也就是这样一种方法论观点，认为经济学基本是从一系列假定中得出的纯演绎的体系，而假定是从经验内部得出的，经验是不会自行向外在的证实开放的。于是富兰克·奈特以整整一篇文章的疯狂而又混乱的评论来欢迎哈奇森的书的出版，表达了对被他视为哈奇森的“实证主义”的内心的愤怒，否认了在经济学中的真理有任何东西和自然科学中的真理相象，肯定了在经济学中的悟教条，①下结论说：“如果对这个评论的关键的用词加以限定，就象为了使它们用得恰当和精确所必须限定的那样，那么用任何‘经验的’步骤来‘证实’关于‘经济学’行为的任何命题都是不可能的”（见奈特，1956年，第163页；又第164，168页）。当哈奇森重申他的立场（见哈奇森，1941年）时，奈特以明确的否定回顾说，关于经济行为的命题是能够以经验检验的，因为经济行为是受到目的指导的，因此它的含义也就依赖于我们对它有目的的特征的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