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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纵在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一八九四)之前,通洋务、有学识、有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看出科技现代化而没有政治现代化相配合是徒劳无功的。这群人中之佼佼者,要算是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和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了。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做事谨慎而畏首畏尾的老官僚。他虽早已看出「西艺(科技)非要、西政为要」,他却不愿挺身而出,大力谋求政治改革。可是比张小二十一岁的康有为远在一八八八年就不顾一切,直接向皇帝写信,呼吁变法改制了。
早年的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虽然也是个改良派(reformist),但是早在戊戌变法前四年(一八九四),他就已经看出旧瓶不能装新酒。要搞政治改革,就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推翻满清专制,彻头彻尾,重新来过。
在清末这三位政改专家是一个比一个激烈的;一个比一个彻底的。也可说是「汉族中心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让步,愈让愈多。到孙中山名下,简直就变成政治制度全盘西化,彻底转型了。
但是他们三位先哲却拖著一条共同的尾巴——他们都不愿和这个古老的「汉族中心主义」一刀两断;而偏要婆婆妈妈地来个藕断丝连。
张之洞搞的是「中学为体」,不必谈了。康有为鼓吹的分明是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他却偏要搬出传统的「今文经学」作陪衬,以表示他所致力的「变法改制」,是「为往圣继绝学」,不是以夷变夏。
孙中山本是领导我们搞政治全盘西化的华盛顿,但是他老来也偏要自认是「承继文武周公的道统」。什么是文武周公的道统呢?三纲五常?君臣父子?男尊女卑?贵贱有别?士农工商?子分嫡庶?婚有妻妾?……这样承继下去,哪还有什么「民国」呢?
凡此并不是表示我们老一辈的思想家的「思想」不彻底。天下并没有什么「彻底的思想家」;甚至没个一思便不再思的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他们都是他们自己时代的发言人。在上述三位老辈的时代里,我们的社会,我们「汉族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对西方模式的让步还没有让到最后阶段。衰势文化对优势文化的让步,原是步步为营的,能不让就不让。它不被逼到山穷水尽、渣滓全销、无懈可击之时,它这个「对立面」只有被摧枯拉朽的份儿。它是作不出有效的反弹的。
「对立」、「统一」和「阶段性」
且套用一句黑格尔和恩格斯辩证法上的术语,一个「正」(统一,thesis)向一个「反」(对立面,antithesis)加压力,这个「反」只有到无懈可击之时,它才能发出有效的反弹,与「正」重行组合以产生一个「新的统一」(合,synthesis)来。
再举个最具体的例子。在清末提倡西学最为激进的思想家康有为,他本人便有妻妾六人。有妻有妾在「汉族中心主义」和孔孟道统之中,都是名正言顺的。但是在一个优势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挑战之下,这位新人物就是个行同禽兽的异端和蛮族了。孙中山后来便在这项西俗挑战之下让步到底。也只有让步到底,我们今日才能向爱滋横行的西方社会,在性道德和婚姻制度上,作出有效的反弹,而再来个东风压倒西风。——此是后话。
所以过去一百五十年我国的社会转型运动——不管你叫它「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它都显示出清晰的「阶段性」,它从科技改革开始,进步到政治体制的改制;再从君主立宪的构想,通过「辛亥革命」落实到议会政府的实习。每一阶段都有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进步(也可说是对「欧洲中心主义」作更多更大的让步)。当然也有表面上或大或小的逆流,使人感觉到「民国不如大清」。
不过这些十年一变的小阶段都是过渡性的。既然是遇渡性的,没有永恒或较长时期存在的属性,则每一阶段的发展就必然以失败结束。这也就说明了近一百五十年来,我国出了无数个「失败英雄」的基本原因。但是这种带有明显阶段性和进步性的失败,也正是成为引发和推动次一阶段发展的基因。如此生生不息,一阶段一阶段地向前推移。穷则变、变则通,终于推入其「最后阶段」,百川汇海,发展出一个百年,甚或千年不变的「定型」来。只有在那个「虽百世可知也」的「定型」形成以后,中国文明才能恢复它已失去的「优势」;才能有效地向现有的西方文明作「反弹」,而推动全人类的历史进入其「超西方时代」(The Post Western 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