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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三日，是单日，毛泽东忽然下令大打，猛轰金门。毛泽东于十一月二日上午五时在郑州下达命令：“建议明三日（逢单）大打一天，打一万发以上，对一切军事目标都打。以影响美国选举，争取民主党获胜，挫败共和党。”也真有趣，蒋介石则希望共和党取胜，民主党失败。
炮击金门，就这样戏剧性地持续下去，停停打打，打打停停，半停半打，半打半停。每逢节日，诸如春节，则以国防部长的名义发表公告，声明节日期间停止炮击，以便金门军民和大陆同胞共度节日。
一九六○年六月十七日和十九日，毛泽东下令大打金门。内中的原因是美国共和党总统艾森
豪威尔在那几天访问台湾。
顺便提一句，艾森豪威尔自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四日首次当选美国总统，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日出任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又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六日再次当选总统，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日连任，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卸任。
尽管毛泽东只是炮击金门，并不准备攻占金门，蒋介石也知道毛泽东的用意，反而把调子唱得更高了。按照蒋介石的习惯，每年的“双十节”、元旦和青年节，他都要发表文告。这些文告都是经蒋介石反复修改后发表的，据云有的改了十次之多。在这些文告中，蒋介石反复强调“誓死坚守金门”，“金、马、台、澎为亚洲反共阵营之中流砥柱”，“金门为坚不可摧的反共前哨”。
蒋介石还一次次组织人马，前往金门视察、劳军，声称金门的一寸土地也不能送给中共。内中，光是蒋经国到金门便达一百二十三次之多……
自一九六二年起，台湾“行政院新闻局”逐年为台湾国语影片和影艺人颁发“金马奖”。“金马奖”以金质战马奖杯为奖品，取意是双关的：既是“如金之真纯，如马之奔腾”，又是金门岛和马祖岛的象征。以金门、马祖命名“金马奖”，据云是为了褒扬“英勇的抗击精神”。戏剧性的炮击金门，从一九五八年一直延伸到一九七九年元旦，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文告，宣布结束炮击金门。徐向前的文告说：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如今，当笔者前往厦门采访，厦门前线却已成了旅游“热点”——人们争着在那里用望远镜一睹金门风光，所见对岸，一派和平景象，国民党士兵毫无顾忌来来往往，与当年炮击金门时别若天渊……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大陆的经济失误让蒋介石幸灾乐祸
蒋介石自从退到台湾之日起，便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早在一九五○年六月，蒋介石就已提出这样的战略性口号：“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五年过去了。蒋介石年年在号召反攻大陆，年年成了一句空话。不过，细细探究，倒也可以从中发现规律：每当国际形势发生不利于毛泽东的变化时，或者由于毛泽东的政策失误使大陆发生困难时，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的调子就提高了。其中，到了大陆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达到了高潮。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一般泛指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虽然名为“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与中共经济建设思路有关。
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便已说过：“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也这么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成立之前所说的这两段话，就把国共大决战结束之后的形势说得明明白白。确实，“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是毛泽东所“不熟习的东西”。毛泽东不熟习经济建设工作，发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他照搬苏联模式，使他吃了大亏，使中国大陆吃了大亏。其实，在国共大规模的决战结束之后，又在另一个战场上开始新的比试。这个新的战场，就是经济建设。
蒋介石作为一位军人，对经济也并不在行。中国在他的统治之下，经济也一团糟。
退到台湾之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在经济上倒是采取了一些有益的措施，使台湾经济慢慢复苏。比如，他实行和平土改政策，即政府用低息贷款给农民，购买地主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又规定地主把所得的钱必须购买股票，转入工商业，从而促使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蒋介石还制定了一期又一期的四年计划，从宏观上引导经济各部门均衡发展……经济的竞赛，不像战争那样“立竿见影”。毛泽东可以用一百多天的时间，接连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消灭了蒋介石主力，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陆和台湾的经济竞赛，却是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慢慢显示出差距——最初，在五十年代，两岸的经济竞赛，并没有明显地显示出差距。
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亦即靠着“美援”，实行四年计划，度过台湾经济最初最艰难的日子。毛泽东则在苏联“老大哥”的帮助下，靠着“苏援”，实行五年计划，度过大陆经济百废待兴的那些日子。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赫鲁晓夫提出和美国进行和平竞赛：“今后十五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毛泽东立即响应，他在莫斯科说：“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毛泽东定下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把当年打仗那一套搬到经济建设上来。他以诗人的浪漫和军事家的决断搞建设，急于求成，于是来了个“大跃进”，来了个“大炼钢铁”，来了个“亩产万斤放卫星”……“大跃进”的虚火，使中国大陆的经济陷入了泥潭。
此时此际，毛泽东和“老大哥”的关系又日益紧张。毛泽东指斥赫鲁晓夫为“现代修正主义”。于是，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撤走了派往中国的专家，撕毁了合同。也就在此时此际，中国大陆又遭到了自然灾害。于是，中国大陆陷入空前未有的困境，人祸天灾一齐袭来。以打败蒋介石而在党内享有崇高声誉的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一月至二月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检查。所谓“七千人大会”，即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有七千多人参加而得名。
毛泽东面对七千人说，他在去年六月十二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一回，他要在更大的范围中检查。
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毛泽东坦率地承认自己对于经济的外行：“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毛泽东这话，其实也就是他在一九四九年所说的“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时间已经过去十三年，毛泽东对于他原先“不熟习的东西”依然不熟习！依然“还不懂得”！如果真正意识到自己对于经济建设“不熟习”“不懂得”倒也罢，严重的问题是毛泽东在“不熟习”“不懂得”的情况下，急于求成，造成了大陆经济跌入危机，即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也正如毛泽东早在一九四九年便已说过的那样：“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那时，毛泽东没有把“手下败将”蒋介石放在眼里。其实，蒋介石和“帝国主义者”们一样，也“站在一旁看”，等待着毛泽东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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