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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还说：“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曹聚仁为北京和蒋经国牵线
就在周恩来说了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那一番话之后，从香港又来了一位特殊人物。他是以新加坡工商考察团随团特派记者的名义，于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飞抵北京。前往机场欢迎的是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的秘书长邵力子，表明此人来历不凡。
他叫曹聚仁。他的女儿曹雷这么勾画他的形象：“五短身材，操着一口浙江官话，嗓音也没什么特点，唱什么歌都像吟古诗那样哼哼，右脸颊上还因儿时患牙龈炎留下了一条深深的疤痕。”曹聚仁是一位记者、作家、学者。他的一辈子，差不多都是在笔耕中度过。据云，他一生的著作，多达四千万字。他是浙江浦江县蒋畈村（现属兰溪县）人氏。一九一六年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陈望道是他的老师。一九二二年，他来到上海，在爱国女中任教，同时为邵力子主编的《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得到邵力子的提携，所以他跟邵力子有着很久的友情。此后，他担任过许多报纸的主编、记者，内中有几段经历颇为重要：
一是自一九三三年起他跟鲁迅有过许多交往；
二是在一九三九年春，曾在浙江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过周恩来；
三是此后不久，蒋经国在赣南，邀他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他跟蒋经国有过密切的交往。所以他后来写了《蒋经国论》一书于一九七一年九月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
曹聚仁此人不满于国民党的腐败，曾在文章中写过“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正因为这样，他不愿凭借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去台湾。
曹聚仁此人又感到中共不大适合于他那自由主义的“自我”。这样，他又不愿留居中国大陆，于一九五○年别妻离雏，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
一九五四年，他脱离该报，为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
他与邵力子有着通信。邵力子知道他与蒋经国有着深谊，便向周恩来建议请他来北京。周恩来认识他，便想通过他架起北京和蒋经国之间的桥梁。正巧，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要访问北京，曹聚仁作为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随团来到了北京。他在北京受到了不平常的礼遇。
七月十六日晚，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他，陈毅作陪。旧友重逢，分外欣喜。
作为记者，曹聚仁当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采访机会。他也就直截了当地问周恩来：“你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党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来这一段话，首次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听了周恩来的话，曹聚仁颇有感触地说道：“国共合作，则和气致祥；国共分裂，则戾气致祸。”曹聚仁用他的笔，向海外转达了周恩来发出的这一重要信息。他在八月十四日《南洋商报》上发表了《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海外报纸旋即纷纷转载此文。
由于周恩来的推荐，毛泽东也决定接见曹聚仁。
那时中共八大刚刚结束，印尼总统苏加诺于九月三十日访华。毛泽东于十月三日下午会晤了曹聚仁。关于毛泽东的谈话，曹聚仁不便马上加以报道。一年之后，他这才在《北行小语》中加以透露。他写道：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音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泽东是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呢。
曹聚仁回到香港，报界对曹聚仁北京之行猜测纷纷。也难怪，作为新加坡工商考察团的随团特派记者，在北京竟然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人们怎不把他视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面对众说纷纭，曹聚仁笑着只说了一句话：“诚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对于曹聚仁，陈毅的印象是：“此公好作怪论，但可喜。”周恩来则说他：“终究是一个书生，把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想到台湾去说服蒋经国易帜，这不是自视过高了吗？”
第十一部分：隔着海峡蒋介石派出宋宜山密访北京
在一九五六年，北京对台湾发起了一阵阵和平攻势。蒋介石终于在一九五七年初作出表态了。那时海峡两岸对立，香港成了“中转站”。毛泽东的和平攻势通过香港传往台湾，蒋介石的反应，也通过香港传过来。那信息是从蒋介石会晤许孝炎时透露出来的。许孝炎来自香港，他是国民党派往香港负责文宣工作，并主持《香港时报》。《香港时报》是国民党在香港的机关报。
蒋介石对许孝炎说了这么颇为重要的一番话：“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京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遵照蒋介石的意思，许孝炎提出了在海外的三个人供蒋介石选用：曾经担任过立法院院长的童冠贤，担任过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担任立法委员的宋宜山。蒋介石以为三人均可，请许孝炎征求他们本人的意见，然后从三人中择一前往北京。许孝炎回到香港，经征求意见，童冠贤摇头，陈克文和宋宜山点头。
经过比较，蒋介石最后选中了宋宜山。蒋介石为什么选中宋宜山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宋宜山长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这一机要职务，蒋介石信得过；
第二，宋宜山的胞弟乃宋希濂，是国民党中将，正关押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宋宜山以探亲名义前往北京，“名正言顺”，不大会受人注意。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氏。一九二四年，宋希濂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成为蒋介石的学生。一九三三年，他担任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参加过对红军的“围剿”。一九三七年任西安警备司令。此后，历任第七十一军军长，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新疆警备司令，华中“剿匪”司令。
一九四九年初，西南吃紧，蒋介石调宋希濂出任川湘鄂绥靖专署主任，兼十四兵团司令。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宋希濂手下尚有数万兵马，在慌乱中节节败退。宋希濂本人于十一月十九日被俘于大渡河北岸一座小庙之中。宋希濂被俘后的一幕，颇为有趣。一位首长模样的解放军来看他。他称之“军长”，对方摇头；呼之“师长”，也摇头。原来，那人叫阴法唐，是一个团长，令宋希濂大吃一惊！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解放军的追兵起码是几个军。当时的情景如下：
阴团长见宋希濂这般误会疑虑，连忙摇头笑着说：“我不是军长，也不是师长。我是五十二师一五五团的团长。沿大渡河在后面追击的先头部队只有我这一个团，确切地说，只有八百人的兵力，仅相当于一个加强营。”宋希濂一听说，在后面追击他的只是一个团，而且只有八百人的兵力，便“唉”地长叹了一声，懊悔地坐在椅子上，喃喃自语：“我总以为在后面追击我的有几个军，有情报说是九个军。早知如此，就是有三个团、五个团，我也有力量……”这回轮到宋希濂大叫“亏得冤枉”了陈宇：《宋希濂怎样兵败被俘》，台湾《传记文学》，一九九三年第五期。
从此，宋希濂成了阶下囚，他先是被关在重庆的白公馆，跟当年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等关在一起。王陵基笑称在白公馆过着“四望”生活：“夜里望天亮，早上望吃饭，中午望晚饭，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