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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时要坚守自己强悍的人其实总是活得很累很累。其实一个人活着总需要千百人的肩膀，走累时候可以靠一靠，每一个人的软弱都可以获得更多人的温情。但张艺谋总偏执地确认这种温情的平庸，他怕这平庸战胜了他的意志，于是他只能偏执地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张艺谋太以为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强悍到决定一切，他凭自己的意志既甩掉大家的温情又甩掉一切追问义无反顾，当这意志足够强大的时候，要不就是他的对手被击败，要不就是谄媚者越来越多地聚拢在他周围。随着他意志的胜利与谄媚者的堆积，他会越来越不清醒谁是他自己谁是他被放大的影子。他与他的足够之大使那个阴影足可遮盖一切，这时他的意志已经变成一种可悲的偶像，他的敌人只剩下了他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个人意志的胜利还是悲剧。
到了《十面埋伏》，我已经明显感觉到张艺谋觉得自己可以钻天入地、无所不能。他觉得他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而大众都变成他俯视之下的芸芸众生，于是他的无限放大的权力一定成为对这些芸芸众生最现实的压迫。这时候张艺谋早就忘记了他被压迫着的那种愤怒。
他太执著地将自己聚焦到了一个极点，他忘了聚焦到极点一切就会燃烧起来，他的所有才华都会变成面向自己的干柴烈火。
在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上，多的是这样的熊熊大火，烧掉的都是史诗、英雄、才子、佳人，而历史总是对这一切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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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的精神家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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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1997年的4月12日早上，我听到王小波的噩耗。一个有那样重量的人，说去就去了。在一个春天的早上，没有惊动周围所有的人，就像一缕轻轻的风，很快就消融在被污染得越来越污浊的大气里。其实，对他的死，我不应该感到突然。
第一次见到王小波，记得是上世纪80年代末，是个冬天。那时候他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李银河带他来找我。大家都是无所事事的时候，看点闲书，有数不清的闲空。在我的印象中，王小波好像一直在感冒，流着鼻涕，一脸的疲惫，脸上身上都是很脏的样子。他说他生在北京，但从美国回来后就不再能适应北京的空气。那时候我在《人民文学》工作，他给我拿来的是一行行写在横格纸上的小说。第一篇给我看的是《三十而立》，后来又拿过来一篇，是《似水流年》。王小波的字，不是清秀，不是端正，也不是大大咧咧的那种。他的小说，没有当时时髦的那种潇洒叙述，也没有缠绵的浪漫故事，就感觉在直白地写他自身与周围人的日常生活。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小说家们都开始注重华丽的装饰，当时有两个时髦说法，一是大家都追求“叙述的革命”，似乎不使用类似“多少年之后，当奥雷良诺面对行刑队的时候”这类句子的小说就没有味道。二是好小说总是有三度空间——故事、故事情节后的关系、哲学。王小波的小说与他的人一样，好像不屑于修饰，只是自言自语，自得其乐地叙述，而所有关系重心又似乎都在性。那个年代，文学中的性已经开始多起来，但多贴着各种标签，没见过像他这样毫不隐讳自己性兴趣，并在小说中作性狂欢宣泄的。我至今记得《三十而立》里的两个细节：王二的诗，“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而那个在知青点与王二恋爱的小转铃干脆说，“王二，不要脸！这么大的东西就往这里杵！”这样的性，在当时强调社会指向的前提下，指向哪里呢？在《似水流年》中，当时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对贺先生从楼上跳下来脑浆的描写，又是那种对刺激的强调，然后就是李先生的“龟头血肿”。两个中篇小说，无论王二还是李先生，王小波都津津乐道于其性器之大，这种展示在当时的文学界显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说重一些要抡棒子，说轻一点也是低级趣味。
其实，即使到了现在，在《人民文学》大约也很难承载这样的作品。
王小波说他早早地就开始写小说，但经常是写得断断续续、反反复复。上世纪80年代末，当我把小说稿委婉地还给他的时候，他淡淡一笑说，也就是大家流传着看看，也许还有看看的价值。
在较早接触到王小波的小说后却没能成为发表他作品的第一个编辑，这应该说是我一生的遗憾。但从此，与王小波倒是成了朋友。在我印象中，王小波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在两人对话时，他更多时候是听而不是说。但我又隐隐经常觉得，他心里有太多的事，他脸上的疲惫实际是心理的疲惫。
我想，要不是《黄金时代》在台湾《联合报》连载、得奖，他的小说在大陆不会那么快得以传播。《黄金时代》是他写得最好的小说，但我无缘在它发表前看到写在横格纸上的手稿。后来王小波给我看复印的发表稿时记得曾与他讨论，我认为这是他写得最从容的小说，其中没有一点紧张感，我看到的也是一个人生命的极端舒展。而当时的知青小说，要不是虚伪的“暴风雪”，就是带“血色”的控诉，阿城的一篇《棋王》算是给知青生活带来些清风道骨。王小波显然对这一切多有不屑，但他只是说：“反正小说写出来总是要让别人觉得好看，他们写这样的小说让大家看的是他们的境界，而高尚低下好像都可以由他们来确定。”对阿城的《棋王》，小波用了刻薄的话说：“我插队时候也好下棋，但这样用下棋来写插队，性质实在与手淫差不多。”当初小波喜欢的是别人对他小说中黑色幽默的评介，说他的性爱故事背后是深刻的黑色幽默，而我以为，他所震撼我的是在那种压抑得人只有窄小生活空间、不允许有任何个人选择的社会中，对个人舒展、张扬的生存方式畅快淋漓的向往。在王小波看来，一棵小草的生长与一匹公马的发情都没有目的性，人生存的许多欲望都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人要能自然并按自己意愿而不被别人束缚地活着，就能把自己舒展在午后的阳光下，所以他觉得草长、马自然地发情才是“伟大的真诚”的基础。这其实是《黄金时代》最重要的价值。我至今记得他对陈清扬走到树林里的描写，风从所有的方向吹来，金蝇飞舞，阳光就像云母片洒下来。那是一种一切让阳光耀得很亮很亮的感觉，是一种挣脱了一切束缚的自由呼吸。但即使王小波自己，在当时也不能承认他的这篇小说只是通过写压抑中性的自由，来写人的自由。
1994年，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在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他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小说。9月28日，华夏出版社专门请一些文学界朋友召开作品讨论会。但事后，好像发行与座谈会的内容都受到相应控制，原因就是其中有过分多、又没有经过足够“净化”的性。我记得在这个会上，我提到的一个观点是王小波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文学转型的开始，即文学有没有可能以个人的经验反映社会，而不是从社会现成的概念中去寻找个人。现在看来，我的判断是错的：王小波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在小说中寻找的东西其实永远只能是一种另类叙述，他生前没有得到、死后同样没有得到作家协会、主流作家、文学批评家的认可。他死后至今，他的小说也没有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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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的精神家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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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那个讨论会上，当时在《东方》工作的朱正琳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王小波写“文革”而超越了“文革”，因为他通过性真实反映了人的生存状况，因为人与人的关系都社会化了，只有性关系还保留了社会与自然的双重性，他通过性表现了自然的事实。
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心里难受的是，在这个讨论会上，王小波是渴求大家对他的作品能有一个评价，大家也是抱着要为朋友帮忙的态度。在会上，王小波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很低，好像也没有因此表达什么特别有力量的文学主张，他强调的只是关于他自己的“黑色幽默”：“我只是感觉到生活中有太多的障碍，黑色幽默是我天生的气质。”王小波希望他的小说能通过贴上这样的标签来得到比较多的认可。他向我解释，“要是不提‘黑色幽默’，我的小说根本就不能发表。我希望从我的小说里不要读出意识形态的味道，性就是性，故事就是故事，但在我们这里，好像没有一点目的性就不行，大家都需要一种东西给捆起来。”
现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候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