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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象棋的出现则有两种说法，《太平御览》说，周武帝造象棋，周武帝造象棋说是因其作有一卷《象经》，他在隋之前在北周执政16年，时间已经相当之晚。但西汉刘向的《说苑》中却已经有“足下燕则斗象棋”，《楚辞》中也已经提到“象棋”，有人因此有另一种春秋战国时期可能已有象棋之说。
胡适《象棋小考》中假设象棋是随佛教从印度传入，其第一个前提，“象”是最早印度四部戏中的一部，四部即象队、车队、马队、步队，“象”最可代表印度这样“乘象而战”的民族。第二个前提，假设象棋是随佛教从印度传到南方，象棋一开始就是“乘象而战”，传到南方后骚人墨客都学会了。六世纪中叶，北方军队攻陷萧梁的江陵，掳掠十余万人去做奴婢，象棋也就随着王褒、庾信、何妥这一帮人北上。胡适认为，因为周武帝宇文邕仇视佛教尊崇德教，自命为古文化护法，所以第一次改造象棋，把印度本来表现战阵的象马车卒改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日月星辰，战象变成天象。这次改造象棋的时间是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周书·武帝纪》：“五月己丑，帝成，集百僚讲说。”周武帝就在当时作《象经》，庾信作赋，王褒、王裕、何妥作注。庾信当时还作《进〈象经赋〉表》说，“臣伏读圣制《象经》并观象戏。”说明周武王实地作了讲解。现在能找到庾信的《象经赋》，连胡适都说那是“不可通晓之书”。这《象经》共三局，现在已找不到原文，但我读王褒的解说，周武帝当时是把传统文化都集在这一副棋内：一是天文，日月星辰之象；二是地理，金木水火土之形；天文地理可以转换。三是阴阳；四是四时；五是算数；六是律吕；七是八卦；八是忠孝；九是君臣；十是文武；十一是礼仪；十二是德性。这样复杂的结构，棋子走法却是“以兵机孤虚冲破寓于局”。胡适认为，庾信、王褒之流在当时尽管知道周武王的象戏只是简单将棋子名称改换了原来在南朝流行印度象戏，走法又是原来的，但不敢戳穿，所以只能越说越糊涂。
周武帝作《象经》后不到13年，北周灭亡，等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再看《象经》，相距60年，就怎么也看不懂。大臣们传曾经过四朝的老臣蔡允恭可能通晓，这个蔡允恭作过《后梁春秋》，他的父亲正死于周武帝作《象经》之年，蔡允恭当时说他小时候下过此棋，“废而不通”。唐太宗于是找当时精通方技的太常丞吕才。吕才花了一夜时间，尝试各种方法，最后解开，蔡允恭于是想起小时候的下法。胡适因此回到考证起点——蔡允恭小时候下的就是印度象棋。
胡适从《佛祖通载》中查到，唐文宗开成己末（公元839年）制象棋，有注：“昔神农以日月星辰为象，唐相国牛僧儒用车马将士卒加炮，代之为机矣。”距唐太宗看《象经》那一年又是210年，吕才也死了170多年。胡适认为是因为周武王为把印度象棋中国化改造得不伦不类，所以当时的相国牛僧儒才对它进行了第二次改造，前提是牛僧儒留世的笔记小说《玄怪录》，这一点的根据有点单薄。在《玄怪录》中，牛僧儒有一篇笔记《岑顺》，记唐肃宗宝应元年，汝南书生岑顺在吕氏山宅夜晚梦见两军对垒，各有王、军师、将马车卒，军师宣布“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方，辎车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昼夜厮杀，各有胜负。后来在山庄中挖出一古墓，“墓有金床戏局，列马（指棋子）满杵，皆金铜成形，其干戈之事备矣。悟军师之词，乃象戏行马之势也。”
胡适这样的假设的基础究竟是否扎实？我查楚辞《招魂》中确实有“蔽象棋，有六博些”句。是玉，蔽是棋子，宋人洪兴祖的注：“投六箸，行六棋，故为六博也。”估计棋子是玉制，这里的箸可能是箭，洪兴祖补引《说文》：“投六箸行六棋，故为六博也。”引《古博经》：“博法，二人相对，坐向局，局分为十二道，两头当中名为水，用棋十二枚，六白六黑，又用鱼两枚置于水中，其掷采以琼为之，琼方寸三分，长寸五分，锐其头，钻刻琼四面为眼，亦名为齿。二人互掷采行棋，棋行到处即竖之，名为骁棋。即入水食鱼，亦名牵鱼。每牵一鱼获二筹，翻一鱼获两筹。”这个象棋显然不是战阵游戏。那么“象”字会不会是泛指呢？因为古人的“象”字既指状貌也指象征、想象，而且从《礼记》中看，“象”也是早时乐舞的名称。其实作为编年体通史的《佛祖通载》上记着，以日月星辰为象的象戏与车马将士卒加炮的象戏是一种游戏。说实在我不相信这是与佛有关而从印度传入，周武帝根据民间传下来的玩法整理而提高可能更接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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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象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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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有关文献中，平安时代（唐肃宗时代）已经有“将棋”，棋子有王将、金将、银将、香车、桂马、步卒等，就是从我国传过去的，可见《佛祖通载》中的记载不对，这时候牛僧儒其实还没出生。但我相信那时传到日本去的象棋也并不是今天的象棋。今天的象棋是在北宋时代最后确定下来的结论应该不会错，司马光、晁补之们都参与了改造，其实北宋时候棋盘局道都有九九、十一、十九等多种形制，到北宋末年才把形态确定下来，骚人墨客们才进而研究棋道与相应诗意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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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庄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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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韦庄词自那第一首《女冠子》始。“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这首词征服我的不是梦与月的意境，而是那种时空间对话的味道。“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那么随意的句子，从去年跳到今年。“别君时”从他的感伤跳到她的，后边是两人对话，而且每句都是今天与昨天对比，最后两人合唱。这第一首的精彩到第二首“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味道浅了。我喜欢这首“四月十七”，还因为韦庄一点都不顾忌需不需要、别人会不会追究那阶前月影碎香的出处——这个与道观有关的曲牌名与“夜觅香来处”、“阶前碎玉明”的意境全在你自己体会。她身在道观吗？这个蠢问题，味道可能全破坏了。因为这首词，我体会到“运密于疏、寓浓于淡”的力量。与它相比，温庭筠同是《女冠子》的“玉楼相望久，花洞恨来迟。早晚乘鸶去，莫相遗”显得那样累赘。
然后是他那首《应天长》：“绿槐阴里黄莺语，深院无人春昼午。画帘垂，金凤舞，寂寞绣屏香一炷。碧云天，无定处，空有梦魂来去。夜夜绿窗风雨，断肠君信否。”上半阕从“寂寞绣屏香一炷”到“绿槐阴里黄莺语”，一直是空寂景象中的动静对比。下半阕“空有梦魂来去”，难有把两人间的惆怅表达成这样轻易又这样深切的。最后一句“断肠君信否”，疑问与反问交织，五个字间的关系又那样绵密，由此觉得这疏淡景象又是那样的工笔组成。韦庄的好处是能用后一句来推演前一句意境，这最后一句因此才刻肌入骨，有了有余不尽之意。他一生留下三百多首诗，因大多作于入蜀之前，意境无法与词比较，而留下的词其实总共也就是五十多首。其中除两首《喜迁莺》是描写他自己中考后肤浅的喜悦心境，可以剔除外，其他都是入蜀后对已消逝风花雪月的眷恋与伤怀，是涓涓流水汰尽纨绔繁华后的那种清淡与清明。他出身名门，也算从小锦衣玉食，自26岁开始应试，一次次下第，便一次次游荡于江南小桥流水、烟波春色之间。45岁应试时候遇黄巢军克长安，写成著名长诗《秦妇吟》，之后又十多年醉卧花丛，等考上进士已经59岁。从26岁到59岁，之间经过23年，年满花甲时好不容易可寄托经时济世之志，又遇唐皇朝衰败。他62岁时步入政坛，与谏议大夫李洵入川见起兵的西川节度使王建，反被王建赏识，65岁到前蜀当上掌书记，做成十年的官。72岁时候王建称帝，他活到75岁，当了三年王建的宰相。这样的阴差阳错，成就了他65岁到成都后作成好词。他67岁时在成都找到浣花溪边杜甫浣花草堂旧址，浣花溪也称“百花潭”，彼时草堂“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他在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