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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牵涉到一个存疑的问题——究竟何为美食？按伯尔顿的观念，氛围与记忆在一个人一生真正难忘的饮食中扮演极重要的角色。即味觉享受被心理暗示牵制，美食实际是被烘托与强调出来，在被传递中所赋予的。在伯尔顿看来，美食是被处理的结果，如果说厨师是炼金术士，餐饮业就是一个个勾引与作秀之场，所以他要走出这游戏。而他的经历又恰恰表明：在任何原始部落中的饮食也脱不了处理与作秀的过程，只不过背景与道具不同。他从纽约深入撒哈拉大沙漠吃到那个当地厨师热烘烘烤成的烤全羊的感觉，其实与那个厨师要是从撒哈拉深入到纽约吃到他精心烹制的都市佳肴的感觉会完全相同。
味觉享受其实是在一种期待积累后放释的结果。我还记得我自己30年前下乡后享受第一顿肉的那种感受。从下乡到过第一个国庆节，也就是吃了半个月的白菜、萝卜、土豆，在城里泡过的肠子好像真正被彻底清洗了一番。国庆节前一天决定要杀牛，那牛就拴在食堂前一棵老桦树上，大家围聚在周围，看那牛辛酸的泪在眼边浑浊成一圈，却是无人怜悯。刀是直接在牛眼前捅进脖子的，血就像瀑布一样溅在大铁桶里。那天记忆中炖肉的香味弥漫了一下午，到吃晚饭时候，期待中的红烧牛肉真是香到无法不狼吞虎咽的地步。肉吃下去后到半夜，知青点有多一半人腹疼难忍，随后上吐下泻，纷纷怀疑是食物中毒。结果什么也不是，就因为牛肉在胃里迅速过度堆积膨胀产生了爆发力。而我自己吃鱼的最美好记忆也是在下乡之中——难忘的一天，由朋友带到当时五大莲池打鱼队的宿舍，天黑后战友们用大铁桶拎回一大桶“劈啪”撞得乱响的大鲫鱼。那鱼条条肥硕，鱼鳞在昏黄灯光下直逼人眼睛，被刀背狠击脑壳后还能从地上腾跃起来。拾掇完了鱼还是一大桶，架到火炉上，不用任何佐料，甚至葱姜酒都摈弃，就撒点盐花。大家围在铁桶周围，那一夜的鲜味延宕得实在再不可逾及。第二天清早起来，屋里只有一地白花花的鱼刺。
这样的经历伯尔顿即使在30年前到了东北也不可能捕获到。他走马观花在摄像机监视下完成对全世界“黑暗心脏”的探访后，结论是：所要追求的美食是身在环境、与环境融成一体，事后在记忆咀嚼中才能出现。就如他回法国阿尔卡维海滨，追寻在童年记忆中的牡蛎，在餐桌上期待的那种味觉最终也没有呈现——那种鲜美只在情景与记忆中，“它不过是个虚幻欺人的借口”。所以他最后的感叹只能还是虚幻：“完美一餐给我的总体感觉是荒谬可笑。完美就像快乐一样，常常会出其不意地溜到你面前，一旦你发现，它又很快消失了。完美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感觉。如果你和我的情况差不多，追忆是最好的方式。当你身处摩洛哥旅店，裹着四床毛毯还全身颤栗的时候，你的完美之餐不过是以前在纽约巴尼·格林格拉斯吃过的那种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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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照相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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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时，陈村给我发来一个邮件，让我“点开看看”，于是连续见到他贴到《天涯》论坛上的一连串上世纪80年代的照片。这些照片主角都是他周围卸掉了平时装腔作势的作家，他们挑起文学爱好者们的好奇心，跟了不少议论。尤其是年轻读者，大约还没有这样一次性地窥见那么多在日常生活中成了庸常之辈的文字明星。想想一晃十年二十年过去，那时的王安忆、马原、王朔都那么年轻。
私人照相簿的创意其实是刘心武的。1985年的刘心武充满想象力，那一年《人民文学》在被称为“脱掉中山装”的革命中，很重要的一笔是他根据那场足球闹事写成的《5·19长镜头》。那年夏天，上海的谷白鼓捣我一起做一本新型文学杂志，期望拓展文学的内延外延，请刘心武帮助做策划。那时候西单绒线胡同口上有北京第一家快餐店，是一个最时髦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吃咖喱饭，刘心武说他可以开一个“私人照相簿”的专栏。稿子写出来，第一篇好像是写他舅舅，把一个普通人命运摆在历史考据之中，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在很暗的底色上亮亮的显影。叙述中始终穿插他舅舅当年西服革履的旧照片，一张张贴在稿纸上，配有精细的图说。现在回头，我还是很留恋那种形式。那本杂志后来因没有刊号而流产，谷白把稿子拿到《收获》，可惜这个专栏也仅只开了一年。陈村在网上张贴照片后，我与他探讨“私人照相簿”。他以为，刘心武当年专栏的缺陷就是照片太小，而且印刷不清楚，不像现在在网上，照片都可以放得很大，“因为首先是要让人看照片”。而且，“大家要看的还是大家都想看的人，纯粹的私人实际并不适合传播。”
我大约是1979年认识陈村的，那时他还在上海市政公司的职工学校当老师。1979年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叫《两代人》，乃对当时流行的西格尔《爱情故事》并不成熟的临摹，随后连续在《上海文学》上发表《我曾经在这里生活》与《当我22岁的时候》而成名。在当初知青写作背景中，陈村最早意识到叙述方式的重要性。他最早移植了海明威的电报式文体，当时以短句子写得漂亮而见长。他的真名杨遗华，一个典型上海人的名字，陈村是他当知青在安徽插队时的地名。这次他在网站贴的照片里有一张是1980年我们一起在漓江边上的合影。那时我在《中国青年》文艺部当编辑，《中国青年》在桂林组织青年作家笔会，照片上还有湖南作家张新奇、叶之蓁与晓宫，江苏作家徐乃建、赵本夫、江西作家金岱、北京作家肖茅。参加笔会而没在这张照片里显影的还有韩少功。当初这些人各自都已经有了重要作品。张新奇与韩少功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同学，在大学里就发表了《那绿色的村寨》，把知青生活写得诗意极了。徐乃建的《杨柏的污染》，写一个知青点里的心灵创痛，当初认为把知青写得最为深刻。叶之蓁与赵本夫都是发表处女作就在全国获了奖。现在二十多年过去，这些人中名声最响的好像只剩下陈村。张新奇1988年与韩少功一起离职到海南创办《海南纪事》，之后帮刘波策划与操作了《传世藏书》，我1998年再见到他的时候，在北京地坛公园南墙根一排光线很暗的简易房里，他说，每天他早起在公园散步，别人都把他看成扫院子的老头。徐乃建也去参与《海南纪事》，停刊后回南京，听说现在帮着电视台在打杂。赵本夫当上了南京《钟山》杂志主编，肖茅变成专职的电影、电视剧编剧。金岱在广州教书，他的眼睛不好，现在已基本失明，只能靠触摸式键盘在电脑上读报与写作。
1980年的桂林街头餐馆门口到处都是穿山甲，1980年陈村的腰板还没有毛病。他在笔会上写成两万多字的《蓝旗》，这篇小说原名叫《花狗子嘎利》，以一条狗与当地两个形态迥异的农民，构成“我”知青生活中的难忘记忆。最后“小资”农民在喜恋爱不成，嘎利也死去，使记忆的叙述沉郁感伤。编辑部觉得花狗子与农民四八子写得虽有味道，但调子过于灰暗。好在其中有一件下乡时破旧记忆的蓝衣服意象，告别知青点时有类似这样的议论：“有的衣服是不穿的，永远压在箱底，却永远永远不能忘记。”于是我执行了“换头术”。在我的编辑生涯中，做这样破坏原始创作魅力的事很多，好在陈村对我计较不多。
陈村年轻时候就有用相机窥视与记录别人的嗜好，这也帮助他有心收藏了那么多朋友的照片。我记忆中他相当长时间使用的是海鸥DF，无论取景还是用光技术都说不上什么，但技术越不够也就越有激情。这二十多年，他的好处是好像一直都在“喜新厌旧”，他自己的说法只是“好白相”。《蓝旗》后，他给我一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歌词，从儿歌一直唱到上世纪80年代，篇名就叫《我的前半生》。1984年又写了一篇《给儿子》，带着他理想中的儿子回下乡插队时的枫桥，充满细节又充盈了情感。类似“长江总是湿漉漉的，湿得并不腻人”，是他写得最好的句子。第二本小说集《少男少女一共七个》在1989年出版的时候，他自己写了个《论陈村》的序，以一种杨遗华开导陈村的调侃自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