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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来羡慕朱德庸在生活中好像一切都不被别人领导，一天的时间表不用考虑别人的要求，可以想睡觉时就睡觉，想出门散步买菜时候就出门散步买菜。他说他本来在台湾的《中国时报》有一份固定薪水，一天真正的工作其实也就几小时，没有什么压力。但因为感觉上班和上学时的心情一样不开心。
早上起来想到还要上班，会有一层一层人在你上面管你。出门本来打个车可以直接上报社，结果宁肯是在马路上走，实际上是尽量要把上班时间往后拖。按说上班也没有人直接约束，但不可能这个新闻想画那个不想画，这单位是别人的，你只要在里面，就不会有自由。他说他是想到了一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进门与出门才决心辞职的——一个人的上半生找入口，下半生找出口；大约花16年辛苦读书，40年时间上班；就像蚂蚁一样，一旦走进去就只有把最精华的时间照着一种规则往前走。人与人之间你骗我我斗你，后边的人要把前面的人拉下来，前边的人又不让后面的人往前跑，实际是出卖自己最应该享受或最应该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年龄，为社会为单位为老板做牺牲。等把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段交给别人，精疲力竭之后，也就该出门了。出门的时候也可能有虚名也可能没有，也可能有了钱也可能没有。但人人都这样活下去，即使有良知的人也只在一天中的几分钟会反省一下，接下来还会这样活着。
我由此而佩服他的智商。朱德庸在一次闲聊中，还有一个精彩观点令我佩服。他说他在台北只有一百多和二百平方米的两处房产，一套自己家用、一套作为工作室。他说那些置豪华房产的朋友实际都是给菲佣买房。“你想想，早上七点多钟就要开车去上班，晚上七点多钟回家。除周末，一周大部分时间这房子都是菲佣在住。我跟他们说，不如你们自己去当菲佣算了。”除房产，朱德庸买的是大众车，他说他不会选择奔驰，原来宝马是专业人士开的，但在台北让一帮痞子把名声搞坏了。他喜欢德国车的稳重，吃饭没有什么讲究，觉得最好的饭还是在家里，也不穿名牌衣服。那我就奇怪，他为什么还要辛苦挣那么多钱？他回答我时自己先笑，他说，“我老婆其实也这么问我。我对小钱，一百两百的现金有感觉，那是实际可以花的。而等到书出版，支票存折对我来说就是数字。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想看电影一个月买几盘录像带，想听音乐一个月买几盘CD，都花不了多少钱。我喜欢走路，喜欢骑自行车，这些都不花钱。所以我太太有时骂我，你还要赚钱吗？赚了钱你根本不会用。但我觉得赚钱是对我画画的肯定，我通过画画有能力挣钱，这就像游戏一样。”
朱德庸与我算有缘分，我们相识后他一直给《三联生活周刊》画新作，他说要给周刊最好的作品。但这两年与他见面闲聊的机会越来越少，通电话总是录音，然后他再慢悠悠结结巴巴地回话。他起先想在内地买房，觉得在这边可能过得更舒坦，也不知怎么搞来搞去就在北京搞出一个工作室。然后先是话剧后是电影再是电视剧，从品牌营销角度，他的认知率直线上升，但战线越拉越长，需要应付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他给我们的画稿不再是画好一批手稿集中提前寄来，而是变成每周临时从E－mail发送。电话里他不断地说，最近实在太忙。我由此想到，一个人从单位掩门出来，想要过上有质量的生活以证明自己的能力，于是也就又推门进去。别人的单位与自己的单位，本质是一样的。不成功要成功，成功之后扩大再生产还要再成功。虽然自己打工钱挣在自己口袋里，但一部分上税贡献社会，一部分扩大就业也是贡献社会，再一部分作为遗产留给后代。自己消费的部分，在消费中也要不断加上消费成本，算下来，最后所有辛苦都是为辛苦本身。近日与朱德庸就这些问题请教，他说，“我每天看上班族，就像一只只穿着西服的企鹅。再想想，自己其实也一样。我画画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别人承认了我自以为得意，又会更拼命地去画。整个人的生活就这样荒谬矛盾。我这样走下去，大家也这样走下去，永远也不会停，所以就那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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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与出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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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庸说，迷恋上游戏是一个人最无法抗拒的，无论什么游戏。游戏总以它的循环诱惑你不断游戏，而参与游戏一定以自己迷失作为代价。一切都在游戏过程中，它是最本质的运动，越聪明的人付出的成本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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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烟波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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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是北京老作家中与汪曾祺关系最近的一位，汪先生扬州人，林先生温州人。林先生与汪先生一样擅长写短篇小说，他的小说原被称为“怪味豆”，现在的说法是“有点魔幻”。“文革”前他最有名的小说是《台湾姑娘》，清纯而属当时要批判的小资情调一类。上世纪80年代最有名的小说是《溪鳗》，写开“鱼非鱼”餐馆的一个外号叫“溪鳗”的女人，其中精彩的一段溪鳗勾引镇长，镇长在有月光的桥边碰到她，女人变成“白忽忽的影子”，“脚下绿荫荫的石头桥晃起来，晃着晃着扭过长条石头，这桥下似有大白鳗扭向下游头，扭到水中央，扭到网里头。”鳗与人化来化去，汪先生后来专门写文章称这是“表现主义”，是林先生写得最好的小说。
林先生在1977年写成的《竹》，是我在《人民文学》当见习编辑接触的第一篇小说。这小说以母女的书信体表现过去（革命斗争故事）与现实（“文革”浩劫结果）的交叉。二十多年前刚读的时候，实在被那种竹山中缠绕的意境所折服。至今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描写“这山谷真像一口尖底铁锅，团团转转，锅沿锅底，严严密密，长满了绿毛——那是竹子。刹那间，我感到静得出奇。左右一看，一个人没有。不是还有一个我吗？可这个我，也像是绿毛毛中间的一个影子”。还有“我看着对面的山梁，那里明亮的阳光照得竹林仿佛刷了层金。那阳光不是匆匆忙忙赶过城市的阳光，那阳光一动不动站住了，站在那里做起梦来了”。现在每到山里，想到的还是这样阳光一动不动站住的景象。
林先生对竹山太熟悉，他在这篇小说里有一段很精彩的关于竹品质的叙述，从原始森林一尺地会生出几尺东西，各种东西都要争阳光争水争土说起，各种植物都有自己的本事，他说竹靠的是一株紧挨一株肩挨肩站在第一线，又都一齐弯下腰，没有一株不碰着地皮，身子下遮得一点阳光也漏不进去，从而保护了一座竹城，“那站在第一线弯腰的，竹梢在地上都磨破碎了，没有好叶子了，朝地的半边身子都枯黄了，却没有一株直起身来晒晒太阳。”对竹子的另一种生存方式，他说得更有感情，“竹子是缺不得水的。地下水要干了，地上要大旱了，竹子就会晓得自己活不长了。怎么办？它开花，别的花是好水好肥好时节开的，竹子偏偏在最艰难时节，拼出全部养分，顶牢个死开花。开花做什么？结籽。结籽做什么？好叫风吹到别的地方去。若是落到身边地上，就一年两年地等。等到地上地下好起来了，再发芽生根，竹子钻出来又活了，又成林了。”
关于这竹子开花，我在段成式的笔记《酉阳杂俎》中读到：“竹花为覆，死曰，六十年一易根，则结实枯死。”《酉阳杂俎》中还有一条说“棘竹”：“一名笆竹，节皆有刺，数十茎为丛，南夷种以为城，卒不可功。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瓮，纵横相承，状如缲车，食之落人齿。”“竹城”看来是受此启发。
林先生说他不喜欢郑板桥的清风翠微、烟光日影之竹。他自己的小说，怪也怪在好像水正常流着就会出现梗阻，其中好似有“死面疙瘩”，揉也揉不开。他说，那是经历的事情多了，觉得清风明月般的清纯其实没有，于是也不会再有一潭水能见底的抒情。比较郑板桥，他真心喜欢的是倪云林。他说倪云林是身居绿竹漪漪之中，能画出磨砺得形销骨立的枯竹，那枯竹是滤去绿竹本来丰盈的水分，才更有味道。郑板桥的“胸中之竹”其实还是节与叶之间的意境，“窥窗映竹见玲珑”而已。他说他喜欢倪云林画中的意境，比如“野竹寒烟外，霞柯夕照边”，比如“竹梢清泪浩难消”。而我则更喜欢“鹧鸪啼处竹苍苍”。
倪云林的竹，被称为“笔简思清”，徐渭对其评价是“古而媚，密而疏”，董其昌说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