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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不谓欤！
大业天子在这里引经据典，表露的也是为皇施政者的拳拳之心，总不能因为他最后功败垂成死于非命，我们就闭起眼睛连这一点也不肯承认吧？因为是出于公心，向往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他又进一步具体阐释了自己要重建饱经战火摧残的洛阳的款款心曲：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惟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
公告天下的皇上诏令能与百姓交心到如此程度，所凭借的，哪里只是一支生花妙笔？洛阳自古就是形胜之地，哪里只是到了大隋才让人如此割舍不下？既然我大隋如今九州一统、府库充盈，难道还不该付诸行动吗？既然谈到经济原因，那就索性再就经济问题多说两句：
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俭，德之供；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为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官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大业天子在这里表明的，是对未来东都的设计和营造的原则要求。他要求有关人员要本着“民为国本，本固邦宁”的先王之教，要听从宣尼公孔子注意节俭的要求，“务从节俭”，如此才能“称朕意焉”。
东都洛阳的正式营建开始于改元后的大业元年（605）三月，并组成了一个由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等宰相重臣参加的工作班子，这几乎就是当初为隋文帝杨坚修建了仁寿宫的原班人马。这些人也真算是摸透了为皇为帝者的心态，早在修建仁寿宫时就搞得富丽堂皇极尽奢华，以致隋文帝面色不快，但很快又在独孤皇后的劝说下，欣然笑纳并对有关人等大加赏赐。这次他们也是这样，尤其是作为新都建设总设计师的将作大匠宇文恺，更是不相信自己马屁能拍到马腿上，结果就是：“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
大业二年（606）正月，东都洛阳的营建工程正式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在中世纪创造了一项几乎是匪夷所思的大跃进奇迹。
由于宇文恺此前就有修建隋都大兴城的经验，又有仁寿宫建成后大获皇上奖赏的实践，东都洛阳的确是一座精心设计、规模宏大的城市。据后来的考古发现，新都洛阳虽然比京师大兴小三分之一，但依然是明代西安城的七倍。而且，新都洛阳的城市布局大体与长安大兴城相仿，也是由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组成，同时更突出了皇城和宫城的至尊地位，显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体现了大隋王朝包容天下的气势。
为使新都尽快繁盛起来，工程完工后的第二个月，新皇就下诏令“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实”，同时还“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
大业二年五月，又“敕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
大业三年十月，再“敕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
皇权就是律法，如此不容置疑雷厉风行，如此全国一盘棋、全国总动员，骂声肯定是有的，不满乃至星星点点的反抗也在所难免。但在新皇建造新都、并很快就使之追撵京师、以至两京并存、整个国家似乎都焕然一新的新气象之中，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欢天喜地，肯定也是真的。
那是一座怎样的都城啊！抛开宫殿林立金碧辉煌的宫城和衙署齐备警卫森严的皇城不说，单就看看遍布着百官府邸和百姓街坊、被称做郭城或者罗城的东京城区吧——
有贯通南北的被叫做天津街或干脆就叫天街的大街。街宽一百二十余米（按现在的标准不知是几车道），长约四公里，是全城中轴线上的主干道。两旁种有樱桃、石榴、榆树和柳树，夹道成荫，流水成渠。
那条叫洛水的河穿城而过，将洛阳分为南北两个区；为连接南北，在洛水上建有天津桥、通济桥、利涉桥等四座桥梁。城内除洛水外，还有瀍水、伊水，并凿有几条漕渠，使得洛阳新城的水陆交通远比京师大兴更为方便。既然是傍着可以行船的河渠，还有可以卸货的码头，于是又有了南、北、西三个商贾云集人流熙熙攘攘的市场。据记载，北市“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贩贸易，车马填塞”，周围还有众多的酒店旅馆，可以说是洛阳的繁华之所；南市则“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
在上春门外，还建筑了诸郡邸舍百余所，是接待各郡长官朝见天子的住所；建国门外则有四方馆，以接待外国和少数民族使者，相当于现在的钓鱼台国宾馆吧。
那时候的欧洲在干什么？写了那本《马可·波罗游记》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在几百年以后的元代来的中国，记载的自然也是元朝的景况，可即使那样，马可·波罗笔下神话般的中国还是让欧洲人大跌眼镜，以至认为写书的那家伙八成是个骗子。
要是他们知道早在他们看到那本书以前的几百年，在古老的中国就有个皇帝的年号叫大业，还有个城市叫洛阳，并且繁华如此，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呢？
现在的人们都知道，在权力高度集中，执政者、施政者无法被有效监督的体制下，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头头脑脑们，不仅能决定那里阴晴雨雪的小气候，也能决定那里的发展方向和风格。置民心国力于不顾，一味求大求全，一味大干快上，一味拼死拼活，力求面面俱到，实则面面俱失，最终好事变成坏事，可以说是杨广一朝最大的失误所在。执政之初，大业天子就表现出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的端倪，这端倪在以后的日子里愈演愈烈，终于导致大隋如同一支长势强劲全线飘红的股票，突然一下就头朝下倒栽葱来了个全面崩盘。但恶果在当时还没有显现，后来的事情不要说别人，就是杨广自己也无法预料。当时的他只是一味沉浸在自己为大隋勾勒的宏伟蓝图里，一边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一边不时被如同电光火石般涌出的灵感驱使着，这里那里地添加着、描抹着，目的是要使自己的大业宏图更加完美和完善。
和东都新城同时兴建的，还有规模大大超过长安皇家禁苑大兴苑的新的皇家禁苑——西苑，也叫会通苑或显仁宫。关于显仁宫，《隋书·食货志》记载：“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
除营建东都之外，大业天子还在全国许多地方修建离宫别所——包括对前朝行宫离院的修缮扩建，如北齐的晋阳宫、中山宫、汾阳宫，北周的同州宫、长春宫、蒲州宫等，在数年内建立起以洛阳为中心的宫殿群。据记载，那时候全国各郡有宫室二十六所，还有一个数字说是四十余所。这些当然都可以看做是营建东都的配套工程，也是杨广好大喜功的例证。
前边刚刚说过，兴建东都洛阳的工程是在大业元年（605）三月开始的，就是在工程已经开始之后，杨广下诏论政刑得失、考课虚实等事时，又一次不由自主地提到兴建东都的目的：“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
躬亲庶政、好做巡游一直是杨广的执政风格和特色。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从洛阳出发，或西走关陇、或东达海岱、或北通燕赵、或南至江淮距离都大体相等的地理优势。也就是说，在杨广看来，经营洛阳，实际上也是在经营天下，他是拿这里当了他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啦。果然，由洛阳出发，分别向东西南北四个不同的方向巡视，在杨广几乎成了年年必做的功课。他实在是太喜欢在祖国大地走来走去看来看去现场办公了，以致无法理解南北朝时期成年累月泡在后宫女人堆里的陈后主等人，曾纳闷地问自己的大臣说：“自古天子有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