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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中国通史第五卷-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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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得到的,“无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见此道也”,神仙也必须具备先天性的条件,这也同样是反映封建地主之贵族意识,他们在求仙的活动中也享有其特权。
  守一的办法是服丹,这是求长生的要道。《抱朴子·对俗》:“仙经曰,‘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此皆至道要言也。”《抱朴子》内篇有二十篇,其中心旨趣就是讲长生之道,而《论仙》、《对俗》、《至理》、《塞难》、《辨问》等篇专论神仙必有,服食可信,《金丹》、《仙药》、《黄白》等篇则专言金丹的作用和制作。葛洪在书里既极言金丹的妙用,又极言炼丹的种种困难,因而既吸引人们的向往,又使他们永远做不到。而且,炼丹也须投下本钱。如炼丸转全丹,须黄金数十斤,约费四十万钱左右,即四万匹绢左右,不要说穷人,即是小康之家也是根本没有条件过问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神仙服食药方》十卷,称“抱朴子撰”,久佚。
  ① 关于葛洪思想的论述,参用侯外庐说,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七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葛洪反对符水派道教,并说过去的一些道书,篇幅虽多,用处不大,“徒诵之万遍,殊无可得”,“若金丹一成,则此辈一切不用也”。葛洪对医药学是有贡献的。他著有《金匮药方》一百卷。后因此书卷帙过大,又著《肘后卒救方》三卷,备列急性传染病、内外科、儿科、眼科、皮肤科病症,所载方药也多易得之物,因此,本书流传甚广。从医疗的角度看,葛洪的医药学比起符水教之以符水治病要进步多了,并且也包含一定的科学因素。当然,从神仙道教的传播上看,葛洪在医学上的成就也可增进他在宗教上的神秘性,增长他在宗教上的威望。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和寇谦之分别成为道教在南方和北方的代表人物,南北朝统治者都曾对道教有所尊崇。《隋书·经籍志》:“陶弘景者,隐于句容,好阴阳五行、风角、星算、修辟榖导引之法,受道经符箓。(梁)武帝素与之游。及禅代之际,弘景取图谶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献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隐诀》,以证古有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则能长生,与天地永毕。帝命弘景试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绝,药物不精故也。帝以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陈武世居果兴,故亦奉焉。”这说的是道教在南朝传播的大概情形。《隋书·经籍志》又记:“后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谦之自云曾遇真人成公兴,后遇太上老君授谦之为天师,而又赐之《云中音诵科诫》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气导引之法,遂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鲜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其后又遇神人李谱,云是老君玄孙,授其图箓真经,劾召百神,六十全卷,及销炼金丹、云英、八百、玉浆之法。太武(拓跋焘)始光之初,奉其书而献之。帝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其余弟子。于代都东南起坛字,给道士百二十余人,显扬其法,宣布天下。太武亲备法驾而受符箓焉。自是,道业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箓,以为故事。刻天尊及诸仙之象而供养焉。迁洛已后,置道场于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并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后齐武帝迁邺,遂罢之。文襄之世更置馆宇,选其精至者使居焉。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寻与佛法俱灭,开皇初,又兴。(隋)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这说的是道教在北朝传播的大概情形。陶弘景和寇谦之也像葛洪一样,在医药方面做了些工作。陶弘景增订了葛洪的《肘后卒救方》,改称《肘后百一方》,有更广泛的流传。他又著《本草经集注》,对后世药典的编撰有相当大的影响。
  道教自东汉末年起,到南北朝的结束,有不断的发展,道书的撰写也不断地增加。梁阮孝绪的《七录目录》①中,有《仙道录》,列:经戒部二百九十种,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饵部四十八种,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种,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图部七十种,七十六帙,一百零三卷。
  《隋书·经籍志》所著道经与此略有出入,而增益不多。然而,与东汉末年只有《太平清领书》相比,则《七录》及《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就够多了。
  ① 《广弘明集》卷三。
  无神论的战斗传统①佛教和道教的广泛传播,有助于封建朝廷对人民的精神统治。但佛、道之间有矛盾,佛、道跟统治者之间也有矛盾,甚至出现了封建朝廷对佛、道进行毁灭性的打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神论者对于鬼神及成佛成仙的虚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是无神论的战斗的优良传统。
  中国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的灭佛活动。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446)的灭佛。拓跋焘于太平真君五年(444)曾下诏,禁止王公以至庶人私养沙门、师巫。沙门是佛教中人,师巫应是道教中人,这似是佛、道并举的。到了太平真君七年,拓跋焘下诏,坑杀全国沙门,烧毁所有佛像。因为事先走露风声,有些僧人得以逃遁,没有全部被杀。第二次是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的灭佛。这次灭佛,是经过朝廷上的多次议论,最后才决定了的。宇文邕的诏书,是禁断佛、道之教,实际上是针对着佛教,想把三百万僧人收为编户,四万所庙宇收归官府。这对于调整农民的劳役和租税的封建负担,都有一定的好处。在这次灭佛之前,北齐文宣帝高洋天保六年(557)还曾下令禁绝道教,要所有道士削发为僧,不从者立即斩首。如道士自称是神仙,就命他从铜雀台上跳下去,粉身碎骨。以上两次灭佛和一次禁道,都反映统治阶级内部之不同形式的斗争。但无论灭佛或禁道,都是暂时性的,对佛、道的尊崇则是经常性的。后来还有第三次的灭佛,那是在会昌五年(845),是唐武宗时的事了。
  北魏北周的灭佛,和北齐的禁道,都是以暴力强迫进行的活动,谈不到无神论对有神论的斗争。这是北朝反佛、道活动的特点。南朝跟北朝不同,从宋到梁,有神无神、神灭不灭的论争不断。这种论争,是中古社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论争的一种特殊形式。范缜是南朝反对有神论的旗手,他的《神灭论》是震撼当代思想领域的唯物主义的杰作。在他以前,有孙盛、何承天、范晔,与他约略同时的刘峻,都是阐扬无神论的学者,也都是南朝的人物,而孙盛、何承天、范晔又都是历史学家,刘峻也是博通文史的人。孙盛(302—373),东晋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官至秘书监。著有《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记晋枋头之败,触怒了桓温,并受到威胁。孙盛坚持照实记载,不肯迎合权势。当时,有罗含著《更生论》,认为“万物有数,而天地无穷”,“万物不更生,则天地有终矣。天地不为有终,则更生可知矣”。他由此推论,认为神之不可灭,“聚散隐显,环转于无穷之涂”。孙盛给罗含书信,称:“吾谓形既粉散,知'神'亦如之,纷错混淆,化为异物。各失其旧,非复其旧。”①这是指明,形体既已不存,精神也随之消散。孙盛是以神灭思想批判罗含的神不灭思想。
  何承天(370—477),宋东海剡(今山东剡城北人。官至国子博士,御史中丞。他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宋初撰定《元嘉历》。又受诏撰《宋书》,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志,原定十五篇,他写出了一部分,其中包含《天文》、《律历》。后来沈约修定的《宋书》,对他的旧稿多所因袭①。此外,① 本节,参用侯外庐和王仲荦说,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第八、九章,《魏晋南北朝史》第十章第四节。
  ① 罗含:《更生论》;孙盛:《与罗君章书》。
  ① 《宋书》卷十一,《志序》;又卷一百,《自序》。
  他还著有《春秋前传》和《春秋前杂传》,并删定了《礼论》三百卷。②与何承天同时代,有宗炳者,著《神不灭论》③,宣称“精神不灭,人可成佛,心作万有,诸法皆空。宿缘绵邈,亿劫乃报。”并称,“夫精神四达,并流无极,上际于天,下盘于地”,形虽灭而神不灭。何承天给宗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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