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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关系发展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商人兼并农民，农民失去土地不得已而流亡、投靠门阀世族或豪门大族作依附民。
遇到社会不安或战乱时候，大地主有财力有人力的可以筑起堡壁自守。
没有能力自守的小农，多投附他们求取保护。东汉末年和西晋末年，这情况非常突出。东汉末年的田畴率宗族及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西晋末年，匈奴族刘渊父子起事反晋，中原大乱。门阀世族多逃往江南，留在北方的地方豪强多聚坞自守。这些坞堡，成为农民的避难场所。郗鉴率宗族、乡曲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郗鉴传》）李矩，平阳人，刘渊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被推为坞主，东屯荥阳。矩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晋书·李矩传》）魏浚，“永嘉末与流入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砍石。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于是远近咸悦，襁负至者渐众”（《晋书·魏浚传》）。郭默，“河内怀县人。永嘉之乱，率遗众自为坞主，流民依附者渐众”（《晋书·郭默传》）。这些来归依附的人众，最初可能是自愿的投靠，但由于在战争年代以兵法部勒下，渐渐变成私兵部曲和私兵部曲的家属，成为强制性的隶属关系。他们是初为投靠而终成都曲，成为依附民的。
依附民，因主人的荫庇，可以免除国家的役调负担。汉末三国初期，全国性政权瓦解，各地陷于一片混乱，各地门阀世族和豪门大族成为地方主人，他们占有下的依附民不出役调，逐渐形成制度。建安初期，曹操逐步恢复社会秩序和地方政权机构，有些大地主依然不肯使依附民出役调。如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三国志·魏志·王脩传》）。曹洪的宾客在长社县的，“征调不肯如法”（《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济南郡主簿刘节家在营县，“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前后未尝给摇”（《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曹操对此采取了打击的政策，不承认依附民有免役调的特权。
依附民免役调的特权，是在曹魏末期才取得合法地位的。《晋书·王恂传》称：“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家，动有万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正式见诸法令成为制度，是在西晋时期。西晋户调式规定，以官品之高低荫庇亲属，并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和佃客。一、二品的官可以荫庇佃客五十户。受荫庇的佃客，就是他们的依附民。实际上受荫庇的佃客，不会在数目上受法律规定的限制的。
依附民免除役调的特权，南北朝时期是一直存在的。东晋时“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隋书·食货志》）。对佃客户数的规定是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以下每一品递减五户。南朝的依附民有时称作“属名”。《南史·齐东昏侯纪》载：“先时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可见属名是免除役调的依附民。北朝的依附民也无官役。《魏书·食货志》称：“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孝文帝建立三长制和均田制，对依附关系虽然有所限制，但孝文帝实行汉化，尊崇门阀，对依附关系必不能给以多大的削弱。由于战乱，赋役繁重，北魏后期农民向门阀世族的投靠有增无减。
逃避税役的僧尼大众及其依附化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盛。统治者基本上对佛教是保护的。僧尼是出家人，不事生产。对国家，他们是免除役调的。三国时期开始，编户齐民为了逃避国家租税谣役负担而投入寺院为僧尼。北魏末年，全国有僧尼二百万，北齐时有三百万，北周也有二百万。这么多的僧尼大众，绝大部分是为逃避役调而进入佛门的。如《魏书·李瑒传》载李瑒上书：“今南土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慈孝，比屋而是沙门。”《魏书·释老志》：“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北齐时，刘昼上书称“佛法诡狂，避役者以为林薮”（《广弘明集》卷七）。文宣帝高洋诏说，“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足，王用因兹取乏”（《广弘明集》卷二四）。北周武帝对沙门任道林追述他废佛的好处说：“自废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广弘明集》卷十）。民役稀，租调增，兵师盛，都是因为僧尼还俗了，服役的人多了，纳租税的人多了。这些僧尼都是因避役调而去作僧尼的。
东晋南朝的情况，也是如此。东晋孝武帝时，范宁上疏说，因为徭役繁重，人民“有残形剪发，要求复除”的（《晋书·范宁传》）。残形，是指毁伤身体；剪发，就是入寺院为僧尼。东晋末年，桓玄在与僚属讨论沙汰僧众时说：“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弘明集》卷廿二，《与僚属沙汰僧众教》）这些充盈寺庙的僧尼，都是为逃避役调才去作僧尼的。
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能逃脱国家役调负担，却仍不免于豪门大族的剥削。北魏豪门大族的荫附民对国家皆无官役，而“豪强征敛，倍于官赋”（《魏书·食货志》）。东晋南朝，“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隋朝高颎定输籍法，“使人为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户，奉公上，蒙减轻之征”，因之“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书·食货志》）。十六国成汉李雄时，范长生受封为天地太师，封山西侯，“复其部曲，不豫军征，租税一入其家”（《晋书·载记·李雄载记》）。这都说明依附民对其主人有租课负担。为逃避国家课役投入寺院的僧尼，也免不了在寺院担任生产劳动向寺院交纳租课。僧尼在寺院中的地位，实际上是依附关系的宗教形式。
门阀世族及寺院对官府的户口分割门阀世族、豪门大族的依附民和僧尼大众，都是不在国家户籍中注籍，而是“皆注家籍”（《晋书·食货志》）的，这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的。这就形成了世族豪门以及寺院对官府的户口分割。被分割的人口数量之多和它对国家户口比数之大，都是相当可观的。一些大家族的依附民、部曲、客等，往往是数百人数千人。曹魏时的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三国志·魏志·李典传》）。东晋的刁协，有奴客数千人。桓家是江东大族，部曲遍于荆楚。南齐的刘善明，泰始初年，收集门宗部曲三千人。夜斩关，奔北海。刘怀珍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卫宿，孝武大惊。北魏末年，渤海高乾之弟高慎，有本乡部曲数千人自随，弟昂自领乡人部曲三千人，弟季式白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北齐书·高乾传》）。高家的部曲跟随主人当兵打仗的私兵性强些，但他们的依附民性质没有改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依附民总人口数字不见记载，因而也很难得出依附人口和国家编户人口的比数。但根据材料，可以断言它的比数是相当大的。《晋书·王彪之传》载，彪之作会稽内史，在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又《山涛传》载，山涛的儿子山遐作余姚令，时东晋初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遇绳以峻法，到县八十天，出口万余。这两事都在东晋初期。我们见不到东晋各郡县的户口记载，《晋书·地理志》记载的，是西晋的郡县和西晋的户口。据《晋书·地理志》，会稽统十县，有三万户，一户以五口计，约十五万口。王彪之作会稽内史，八年出三万余口，约等于会稽人口的五分之一。但这三万余口，大约不会是会稽依附民的总数，依附民的实际数字当大于这个数字。余姚是会稽的一个县。会稽有十县三万户，平均一县应有三千户，以一户五口计，约有一万五千口。山遐作余姚令八十天就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