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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最大的立法行动是梁天监元年（502），武帝因律令不一，实难去弊，下诏重议新律。齐代旧郎蔡法度家传律学，能背诵王植之律，于是任命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让他凭记忆加以整理成文。又诏尚书令王亮、侍中王莹、尚书仆射沈约、吏部尚书范云，长兼侍中柳恽、给事黄门侍郎傅昭、通直散骑常侍孔蔼、御史中丞乐蔼、太常丞许懋等参议，成梁律二十篇，一千五百二十九条，天监二年正式颁行。
梁律大体沿袭晋律。只是省诸侯篇，增仓库篇。另外改称盗律为盗劫；贼律为贼叛；请赇为受赇；捕为府捕。余十五篇一如晋律。蔡法度又撰梁令三十篇。目次为户、学贡士赠官、官品、吏员、服制、祠、户调、公田公用仪迎、医药疾病、复除、关市、劫贼水火、捕亡、狱官、鞭杖、丧葬、杂上、杂中、杂下、宫卫、门下散骑中书、尚书、台秘书、王公侯、选吏、选将、选杂士、军吏、军赏。梁令大致因晋令而略加增损。此外，又集晋故事中仍适应于南朝的条例，编成梁科，共四十卷（《梁书·武帝纪》作四十卷，《唐六典》作三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均作二卷，大概是逐渐遗缺）。
陈朝永定元年（557）诏尚书删定郎范泉制定律令，参议者有尚书仆射沈钦、吏部尚书徐陵、兼尚书左丞宗元饶、兼尚书右丞贺朗等，成陈律三十卷、科令四十卷（《新唐书·艺文志》陈律九卷、陈令三十卷、陈科三十卷）。陈朝的律、科、令基本上沿袭梁朝，甚至连“轻重繁简”，也“一本梁法”，而且“条法冗杂、博而不要”在法典史上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很快被淘汰了。南朝前两代未有立法，后两代虽成新律，但皆沿晋制，没有重大改革。
这是凝固了的门阀制度在意识形态上腐朽没落的反映，作为侨姓士族文化标志的玄谈越走越远，整个社会尚释老，轻名法，以清谈为高逸，以理法为庸俗，故出现法制停滞不前的局面。故隋统一全国后，弃南朝法制而循北朝法制，魏晋以来一脉相承的法制系统至此终结。
北朝时期北魏皇朝的建立者拓跋鲜卑原是大兴安岭的游牧部落，处于较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进入中原以前，尚无成文法，部落首领四部大人依习惯法处理部落内部的纠纷。《魏书·刑罚志》称：“魏初，礼俗纯朴，刑禁疏简。宣帝南迁，复置四部大人，坐庭决群讼，以言语约束，刻契记事、无囹圄考讯之法，诸犯罪者，皆临时遣决。”永嘉之乱，拓跋氏乘机入主中原，逐渐被汉族较高的封建文化所征服，开始了封建化过程，“乃峻其法”，陆续颁布了一些单行法令，如昭成帝建国二年（339）定赎罪法及对大逆、淫乱、贼杀、盗劫等罪例的刑罚。拓跋珪即皇帝位后，着手制定法律。天兴元年（398）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品、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饷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用科禁；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这是北朝首次制定较系统的成文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封建秩序，同时废除了一些原始落后的酷刑。拓跋焘即位后，第二次修定法律，神祐三年（430）诏司徒崔浩改定津令，主要是宽刑省罚，如增设一年刑、允许以官爵除刑以及对孕妇、老少的恤刑等，进一步废除了原始刑罚的残余；正平元年（451），拓跋焘再次诏太子太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公孙质、李虚、散骑常侍高允等改定律令。主要是减轻对盗劫的刑罚，并增加放纵、通情、止舍三法例及其他罪行，凡三百九十一条，门诛四条、大辟一百四十五条，刑二百二十一条。
以上三次修定律令皆在魏孝文帝改革以前，时拓跋族入主中原不久，封建化程度不深。这一时期法律的特点是大量吸收汉代旧律，废除部落旧习惯法，主要是宽刑省罚，法律中儒家学说的成分较重。首先从制定律令的人看，崔玄伯、崔浩都是汉士族高门，从两汉以来，一直是中原学术的代表，所法家学是传统经学。胡方回出自西北，永嘉之乱以后，该地区一直保留着汉魏学术风气，胡方回的律学大抵亦属汉律系统。而高允、游雅、高闾诸人皆为北方汉士族名流，“贤隽之胄，冠冕州邦”，其学术也必承汉儒之嫡传。史称如高允“尤好春秋公羊”，北朝初期由这些汉以来的士族名流所制定的法律，大量吸收汉律和儒家学说，与南朝专用晋律，不超过张、杜律释体系有所不同。其次从法律内容看，三次定律都是以德治仁政为中心，主要是减轻刑罚。再从审判方式上看，真君六年（445）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以儒家经典取代法律条文来裁决罪行，这种方法正是汉“春秋决狱”的再现。春秋决狱自汉以来一直存在，但北朝表现得比东晋南朝更为突出。如上所述，北朝前期的法律大体上源于汉律系统，所不同的是糅合了更多的儒家学说。
孝文帝即位以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包括对律令的改定。太和元年（477）诏群臣于太华殿议订律令。三年，又诏中书令高阁集中书秘书官修改旧律条文，经群官参议、孝文帝亲自刊定，于五年颁行，共八百三十二章，以枭首为最重刑，废除了神■律中残酷的（ 刑。太和十五年再次诏定新律，于十六年颁行。主负太和新律修订的是中书令李冲、参与者有尚书令怀谦、中书侍郎封琳、侍中冯诞、奉朝请高绰等人。李冲是陇西世族，曾祖李暠曾建西凉政权，是河西文化的嫡传。李冲辅佐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他所主持参订的太和新律，使河西文化的因素渗进了北朝法律系统。宣武帝正始元年（504）诏尚书、门下于金墉中书外省考论律令，宗室彭城王勰、高阳王雍、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刘芳、兼将作大匠李韶、国子祭酒郑道昭、廷尉卿王显等监修新律，具体修订的是尚书殿中郎袁翻、门下录事常景、孙绍、廷尉监张彪、律博士侯坚固、治书侍御高绰、前将军邢苗、奉车都尉程灵虬、羽林监王元黾、尚书郎祖莹、宋世景、员外郎李琰之、太乐令公孙崇等人。参与者虽然众多，但实主其事的为刘芳和袁翻、常景①。刘芳、袁翻都是北还的南朝士族。刘芳先居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州时，被徙为平齐户。袁翻父宜先为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献平帝平东扬州时，翻随沈文秀投奔北魏。刘、袁来自江左，熟谙南朝律令体制，又为当世儒宗，修律时必然把南朝律学因素渗透进去。除江左因素外，正始律又进一步吸收了河西因素。常景为凉州“儒林先生”常爽孙，程灵虬家世本出凉州，父骏为河西大儒刘炳门人，灵虬本人也师事常爽，故灵虬之律学源出河西系统。北魏皇朝在封建化过程中，十分注重法律的修订，一百多年间，先后修律达十多次，其中以神■律，太和新律、正始律最有代表性。神■律体现了北魏前期的法律特点，主要是采自汉律，以传统法制为基准。太和新律吸收① 《北史·刘芳传》，芳自青州刺史还朝者定律令“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方意也”。《北史·常景传》“先是太常刘芳与景共撰朝令，。。未成，芳卒，景撰成其事”。
了河西因素，正始律则加入了江左因素，在历次修律时，又不断揉进了儒家学说，故北魏津令集汉、晋、南朝律学之大成，为北齐、隋唐律令之源头。北魏律令大都遗失，篇名可考的有刑名、法例、贼、盗、斗、擅兴、系讯、诈伪、断狱、捕亡、户、厩牧、宫卫、违制、杂等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载北魏律二十卷，一般以篇目为卷，故应有二十篇。上述篇见于《通典》《魏书》和《唐律疏义》，余五篇无考。程树德《九朝律考·后魏律考》认为是请赇、告劾、关市、水火、婚姻，沈家本《律令考》则认为有赦律。姑列之以存疑。
北魏令自太武帝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