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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其直接原因，除上述梁武帝重视经术，甚至下诏强调“九流常选（其中自然包括高门子弟），不通一经者不得出仕”，以及规定学校学生策试得第，出仕可不受年龄限制①，促使或吸引高门适应这一形势外，还与统治集团对文学的态度有关。
由于齐、梁之际很长一段时间南北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博得君主、贵族、官僚的欣赏与重视。《梁书·刘孝绰传》：出身刘宋时方兴起的高门彭城刘勔一支，因善文，得梁武帝欣赏，除极清之官秘书丞。梁武帝曰：“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梁书·文学庾於陵传》，出身颖川庾氏，时为一般高门，“博学有才思”。“旧事，东官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① 《隋书·百官志上》：“陈依梁制，年未满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经学生策试得第。。得仕”。《梁书·王承传》、《陈书·萧乾传》，均于梁代以国子生策试得第，十五岁即出仕，不受年龄限制。时於陵与周舍（一般高门）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梁书·徐摛传》：出身一般高门东海徐氏，任太子宫官，为文创立“官体”。“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宠遇日隆。领军朱异不说。。曰：‘徐叟出入两官，渐来逼我（指将取代其权位）’”。这些表明，文学已发展成为飞黄腾达的一个途径。而要向当政者，特别是君主，炫耀自己的文学才能，作为一个尚未出仕的青年来说，正常、稳妥的渠道便是“举秀才”，因为秀才需应策试，从现存《文选》卷三六所载齐、梁三组策秀才文看，没有文学才能，是无法对策夺标的。也正因此故，在齐、梁，已经出仕者，往往还愿意举秀才，以博得当政者赏识。如《梁书·张率传》：出身吴郡张氏，齐末已起家人们欣羡的清官著作佐郎，不久又举秀才。再如《梁书·顾协传》：出身吴郡顾氏，梁初已起家扬州议曹从事史，兼太学博士，又举秀才。“尚书令沈约览其策而叹曰：江左以来，未有此作”。所有这些变化，便不能不给琅邪王氏极大影响。
此外，必须看到，还有一个因素，大概也促成了高级士族的上述变化。
这就是梁武帝一代范云、周舍、徐勉、朱异诸人飞黄腾达的示范作用。如前所考，范云、徐勉、朱异出身低级士族，周舍也不过是一般高门，可是他们竟先后位宰相或握实权约数十年。其原因，晓习吏事虽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全都博通经史，文才出众①。陈代姚察把徐勉、朱异致位卿相仅归因于“明经术”，固然不全面，不过如果说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结合经术、其他各种学术、文才以及吏事在一起，适合当时统治需要的文化素质，或许不会有大误。前引徐摛既懂五经大义、历代史，又懂百家杂说、释教，也长于吏事②，因而“宠遇日隆”，便是梁武帝重视这种人才的一证。这样一些典型的存在，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必然把过去往往满足于“清言”、“玄谈”的高门，包括第一流高门，引向对经术、文章、学术，甚至吏事方面的重视。《梁书·何敬容传》：出身著名高门庐江何氏，在徐勉的推荐下，继任宰相，“聪明识治，勤于簿领，诘朝理事，日旰不休”。这招到讥讽。据说“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不过另一方面此事也说明，在时代潮流包括徐勉等人示范作用的推动和影响下，像庐江何氏这样的高门也去精心钻研过去所最鄙视的吏事，则琅邪王氏入国子学，应秀才之举，转向高尚得多的经术、文学，自然顺理成章，毫不奇怪。当然，由于积习使然，上述变化多半还打有门阀制度的烙印。如入国学者，皆门地二品士族，寒门俊才只能入五馆；高门皆轻视孝廉，仅应秀才之举：同样是明经对策，国子生与五馆生的出仕，便有清浊、高低之别等。可是对高级士族纯凭门阀直接起家出仕的特权，毕竟是极大的冲击。
这样，一方面门地二品士族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仕进特权却逐步减少，迫使高门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文化索质，扩大知识领域，注意锻炼统治本领，不少人需入国学，应察举，开始凭个人学识，通过考试出仕。另一方面，寒人子弟于吏事、武功之外，渐趋经学文史之途，气质发生变化，不少人还通① 当时“文学”一词，兼指文章与学术。所以《梁书·文学传序》称：“今缀到沆等文兼学者。。为‘文学传’云”。《徐摛传》称梁武帝用人要求“文、学俱长，兼有行者”。均为文、学并举。② 徐摛后为新安太守，有治绩，是亦长于吏事之证。见《梁书》本传。
过考试出仕，甚至跻身士族。
南朝后期的这些特点，使得东晋以来士庶之间，特别是高门与寒人之间，在铨选制度上“实自天隔”的差距明显缩小。这正是门阀制度衰落的最重要标志。
北朝后期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衰落，比南朝后期来得厉害，这是北朝后期门阀制度的特点决定的。
这些特点主要有四：第一，这一门阀制度，是魏孝文帝借鉴东晋和南朝前期长期采用的门阀制度，在北方五胡十六国和北朝前期不很完备的门阀制度基础上，用诏令形式在全国范围推行的。根据以往各皇朝之经验教训，这一制度除有巩固北魏统治的作用外，同时还蕴藏着严重的弊端。所以门阀制度刚刚推行，大臣李冲、李彪、韩显宗等即予以批评、谏净，其用语之精炼、准确，论据说服力之强，可以说在东晋南朝从未见过。正因如此，魏孝文帝在坚持推行门阀制度的同时，也不得不松口说：“（寒人）必有高明卓然、出类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若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①。不管孝文帝的主观意图如何，在门阀制度刚刚推行，阻力还不小之时，便开了一个可以“不拘此制”的口子，又是出自孝文帝之口，这实际上已埋下了后来这一制度坚持不好和比较早地走向衰落的种子。孝文帝死后，宣武帝即位，大量重用寒人，甚至以“出自夷土，时望轻之”的高肇为宰相、三公，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孝文帝所开口子，恐怕也是他的重要依据。宣武帝、孝明帝以后，政治混乱，战争频仍，寒人兴起更多，这个口子自然越开越大。第二，这一门阀制度适用的对象，不但有汉族，而且有鲜卑族。其中汉族高门从未拥有东晋高门那种与皇权平起平坐的权力；也不象南朝高门，虽已丧失了左右皇权的优越地位，毕竟仍是皇权政治除皇族以外的另一主要依靠对象和统治基础。在北朝，皇权政治的主要依靠对象和统治基础是包括皇族在内的全体鲜卑贵族。由于他们进入封建社会时间不久，没有门阀传统，门第观念不强，虽经孝文帝大力倡导，一般说真正重视的仍是当朝的官位和权势，而不是“冢中枯骨”。《魏书·恩幸茹皓传》：本县吏，得宣武帝宠幸，权势显赫。“为弟聘安丰王延明妹，延明耻非旧流，不许”。太傅、北海王详“劝强之云：欲觅官职，如何不与茹皓婚姻也”“延明乃从焉”。《魏书·侯刚传》，“本出寒微”，以善烹饪，孝明帝时位居侍中，“进爵为公”。“刚宠任既隆，江阳王继、尚书长孙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颇窃侮之。。然公坐对集，敬遇不亏”。皇族和第一流鲜卑贵族尚且如此，社会风气可知。《周书·宣帝纪》宣政元年八月九条诏制，其中用人部分，除才学要求外，只说“伪齐七品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