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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男女工人难以
通过中产阶级学院神奇地转变成令人尊敬的冷静的男子和喜爱家庭的妇女。但就像许多历史学家证明的那样，他们并不是简单地拒绝这种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就像罗伯特？格雷在他对19世纪末爱丁堡的贵族劳动力的研究所显示的，主流和非主流之间正在相互妥协，这种妥协造成了受中产阶级价值观影响的高贵和受尊敬的不同概念的出现。同样地，大卫？文森特在研究“有用的知识”对工人阶级自传作家的重要性时，曾阐述了来自中产阶级含义之外的独立以及其创造出的具有阶级特点的概念。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崇高地位（2）
就男性和女性领域来说，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工人阶级不能全面接受中产阶级关于恰当的生活方式的观点。但宗教和世俗对于男子气概、女性的温柔和家务生活的说教确实会在一部分工人阶级中产生一定影响，确实能解释一些经历，而且确实满足了一些需求。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禁酒运动。禁酒是中产阶级统治权成功的一个主要例子。在中产阶级体面人形成的过程中，工人成了志愿者，他们希望改变社会生活方式来改进自己、教育自己和养活自己。整个禁酒运动源自具有阶级意识并与宪章运动有联系的男工，但个人改进的基本想法吸收了中产阶级的文化形式，反对喝酒的言论向家庭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因为酒精带来的主要恶果之一就是摧毁工人家庭的倾向。在最受欢迎的乔治？克鲁克香克的著名雕版连环画《瓶子》中，第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中等工人家庭在他们简单而清洁舒适的家中享受晚餐。他们代表了典型的快乐家庭，他们的衣服补得很仔细，孩子在地上玩耍，墙上是家族肖像，壁炉里有炉火，而且门上有锁，以保证家是一个避难和安全的场所。然后，男人给了他妻子一杯酒，一幕接着一幕，克鲁克香克纪实性地描述了家和家庭的毁灭，最终是丈夫的疯狂。他用瓶子杀害了妻子，最年幼的孩子死了，而另外两个孩子，一个成了恶棍，一个成了*。这是禁酒说教者的惯用手法，将酒鬼不幸福的家与禁酒工人轻松愉快的家庭做比较。一位转变了的酒鬼以诗歌般的语句来宣布：
我声明我不会再喝
因为我发现是它毁了我！
从今以后我会注意不让任何东西毁掉
我应该从我的孩子、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中
享受到舒适和宁静。
这种声明不单是对中产阶级家庭观念的接受。工人们发展了他们自己对男子气概和女性的温柔的看法。虽然这不免受到主流观念的影响，但它也有其自身的影响力。伯明翰的禁酒运动支持者约翰？史密斯说：“家庭生活的幸福是与禁酒运动密切相关的，而且我们知道给幸福的居所添彩的是妇女。不论是在童年、成年还是老年，大多数安逸的生活要依靠我们的女性亲友。”在这里他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因为实际上工人的安逸生活是依靠他们的女性亲友。但那些女性亲友需要向她们的中产阶级姐妹们学习各种技能。中产阶级的观念强调的是母亲在精神和管理方面的作用，因为妻子的职责就是提供精神鼓舞以及管理家务；工人阶级设想中的好妻子和好母亲被强调的是有做饭、清洁和带孩子等实践技能，妇女的地位和自我价值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被一些工人接受的关于家庭生活的说法是由两位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弗朗西斯？普莱斯和威廉？科贝特阐述的。普莱斯生于1771年，他曾给布围裙商当过学徒，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裁缝。他的一生都是在伦敦度过的，在那里他参与了18世纪90年代的激进运动，担任了伦敦通信协会的干事，还曾在19世纪20年代的工会改革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到了晚年，他成了忠实的边沁主义者，并且由于经济上的成功使他能从生意中退下来，从而可以成为一个全职的改革家。然而，在年轻时，普莱斯非常贫穷，18世纪末时他还当过一阵子工匠。他发展了妇女作用的假设，比如说他认为，只要需要，他的妻子就能在工作上帮助他。但他很坚定地去改进工人阶级的举止和道德，他在自传中喜欢详细描述贫穷的劳动阶级是怎样在文化方式和习惯上有所改进的。他喜欢描述已经消失了的年轻时代的街头游戏，公开展示那些乐趣，而且他还强烈反对工人的饮酒习惯和随之而来的对家庭的忽视。书包 网 87book。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崇高地位（3）
早在总登记员写下评论之前，普莱斯就已经是渴望完整家庭的坚定拥护者。他相信，“只有妇女不得不在丈夫工作的房间、他们睡觉的房间里做家务时，才会使她和丈夫之间的地位下降如此之多，当然尤其是她自己的地位。”当他有一个带工作室的新住处时，他非常高兴，“这让我的妻子能更好地收拾房间，而且对精神也有益。我出现在孩子们面前的形象也与以往不同。我再也看不见清扫房间、洗衣服、熨衣服和做饭了。”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普莱斯就去当学徒；他的妻子给人当仆人，没有什么正规的技术。当他能找到工作的时候，就挣得比妻子多得多了。她在照看他们的家和孩子的同时，还能帮他干些做裤子之类的工作。他对自我教育毕生的兴趣鼓励他去阅读，去思考，去写作。当他的收入增加时，他就去购买书籍并且能和著名的知识分子们交往，虽然他和他们之间的社会差异始终存在。杰里米？本瑟姆和詹姆斯？米尔鼓励普莱斯写自传，以证明一个工人是如何从最不利的背景中来提高才智和财富的。
他妻子的自我进步方式则另有不同。她学会了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裁缝和女帽设计者，能做到“只看一眼就了解一种款式，并马上按自己的想法加以变化”。按她丈夫的评价，她一直是一个单纯的妇女，很乐于成为一个好管家、好妻子和好母亲，而不是热衷于走出属于自己的领域。尽管普莱斯极力推崇的进步包括为男人们提供新机会、获得教育的希望、放弃*的陋习、成为一个明白事理的男人，但是对于女人来说，受人称赞的志向就是成为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
作家和报纸撰稿人Ｅ。Ｐ。汤普森称科贝特是战后激进主义者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对男性和女性领域问题的看法与弗朗西斯？普莱斯是相同的。汤普森认为是科贝特创建了19世纪20年代的激进主义文化，“这不是因为他提出了最初的思想，而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找到了能把织布工、小学教师以及船木工吸引过来的语言、风格和论点。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抱怨和兴趣，但他还是带来了激进主义的一致性。”
但科贝特激进主义的共同观点还是坚持把妇女固定在家庭范围内。他喜欢家庭生活中那些他认为是稳定的和效果良好的家庭样式。他说，幸福的家庭是良性社会的基础。在作品《村舍经济》中科贝特希望为家庭技能的复兴出一份力。他对过去采取理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