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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没落，乍看起来，就像相应的古典文化的没落一样，乃是限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现象；可现在，在理解了它全部的重要性之后，我们认为，它还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本身就包含了有关存在（Being）的每一重大问题。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发现西方文化的命运将以何种形式来完成，我们首先就应当弄清楚：文化是什么？它与可见的历史、生命、心灵、自然及心智之间有何种关系？它的表现形式是什么？这些形式——民族、语言和划时代、战争和观念、国家和神、艺术和工艺品、科学、法律、经济类型和世界观、伟大的人物和重大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当作象征来接受和看待？
二
用来指认死形式的方法是数学定律（Mathematical Law），而用来理解活生生的形式的方法是类比（Analogy）。借助这些方法，我们便能区分世界上的极性（polarity）和周期性（periodicity）。
一直以来，一个知识上的问题是，世界历史的表现形式在数量上是有限的；纪元、划时代、情境、人物等一再依照其类型重复出现。人们在讨论拿破仑（Napoleon）时很少不旁及恺撒（Cæ；sar）和亚历山大（Alexander）——我们将看到，从形态学的角度说，在这两个类比中，第一个很难被接受，第二个则是正确的——而拿破仑本人则认为自己的处境和查理曼（Charlemagne）的处境相类似。法国“革命会议”（Revolutionary Convention）提到迦太基（Carthage）时，常常指的是英格兰；雅各宾党人则自称是罗马人。其他的此类比较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得当或不得当，其中包括：把佛罗伦萨比作雅典，把佛陀（Buddha）比作基督，把原始基督教比作近代社会主义，把恺撒时代罗马的财政巨头比作美国佬等等。彼特拉克（Petrarch）是最早的一个热情的考古学家（考古学本身不就是历史即重复的意思的一种表现吗？），他在心理上觉得自己和西塞罗（Cicero）有关系，而晚近的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英属南非的组织者——在自己的藏书室里就藏有关于恺撒们的古典传记的特备译本，他觉得自己很像哈德良皇帝e Emperor Hadrian）。命定要遭毁灭的瑞典的查理十二（Charles Ⅻ）常常把昆图斯·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rtius）所著的亚历山大的传记随身放在衣袋里，其蓄意的用心无非是要去模仿那个征服者。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他的政论著作——例如1738年的《沉思录》（Consid…érations）——中对类比法的运用可谓是炉火纯青。他把法国人比作腓力（Philip）统治下的马其顿人，而把德国人比作希腊人。他说，“甚至现在，德意志的温泉关e Thermopylae），即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还在腓力的手里”，这句话准确地写出了红衣主教夫勒里（Cardinal Fleury）的政策的特征。我们发现，腓特烈大帝也把哈布斯堡（Habsburg）王室与波旁（Bourbon）王室的政策相提并论，并把安东尼（Antony）和屋大维（Octavius）的剥夺公权令（proscriptions）混为一谈。
然而，所有这些类比都只是片断性的和任意的，通常只会导致一种暂时的倾向，即不是对历史形式作真正深刻的领悟，而只是对其作诗意的或巧妙的表达。
以艺术类比大师兰克（Ranke）的情形为例：我们发现，他所描述的克亚克萨里（Cyaxares）和猎鸟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之间，以及西美利亚人（Cimmerians）的侵犯和匈牙利人的侵略之间的相似，从形态学的角度看，不具有任何意义；他还有一个常常被引用的类比，就是把希腊的城邦比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国，这一类比也极少有意义；至于他把阿尔西比巴德（Alcibiades）和拿破仑作比较，尽管有一些道理，但那是偶然作出的。不像严谨的数学家，他们总能在门外汉只能看到外在形式之不同的两组微分方程式之间找到内在的联系，兰克等人的历史类比使用的是普鲁塔克式（Plutarchian）或大众传奇式的笔触，其目的仅在于描写出世界舞台上可资比较的场景而已。
显而易见，那支配着景物选择的，根本来说，既非某一原理，亦非历史必然性的意识，而是一种简单的个人喜好。我们还远远没有形成任何类比的技巧。各种各样的类比拥挤在一起（今天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任何的框架或统一性，如果偶然碰对了——就这个词尚待确定的本质意义而言——那也是由于运气好，也有少数是出自本能的，但决不是依据某个原理得出的。在这一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着手制定出一套方法，也没有人哪怕稍微地暗示一下：这里原本有一个根基，事实上是唯一的根基，由它可对历史之问题获得广泛的解决。
类比法，就其绽露了历史的有机结构而言，对历史思考本是一件幸事。类比的技巧，由于在发展中受到了一种综合观念的影响，本应导出必然的结论和逻辑的定论。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类比的理解和运用却使其变成了一种祸害，因为它使历史学家只知顺应自己的趣味，而没有严肃地认识到，他们首要的和最艰巨的任务是关心历史及其类比的象征主义，结果，历史的问题甚至至今还没有获得理解，更别说获得解决了。这些类比在许多时候只是表皮的（例如把恺撒称作官办报纸的创始人），有些类比甚至比表皮更糟（例如给古典时代的不仅极端复杂而且我们全然陌生的现象加上种种现代的标签，如社会主义、印象主义、资本主义、僧侣主义等），有时甚至荒诞到了歪曲的程度——雅各宾俱乐部把布鲁图斯（Brutus）视作他们的偶像就是明证，这个巧取豪夺的百万富翁曾以寡头政治理论为借口，在贵族元老院的同意之下，谋杀了那位民主人物。
三
我们的论题原先只包括有限的现代文明的问题，现在却扩展为一种新的哲学——一种在形而上学方面已经枯竭的西方土壤所能产生的未来的哲学，一种西欧人的心智在往后的阶段里所可能产生的唯一的哲学。它将扩展成为一种世界历史的形态学（morphology of world history）的概念，即作为历史之世界（world…as…history）的形态学的概念，其与迄今为止几乎是哲学的唯一主题的作为自然之世界（world…as…nature）的形态学概念正相对照。它将重新审视世界的形式和运动，审视它们的深度和终极意义，但这一次是按照一个完全不同的安排来审视：这次安排的组织，不是把它们放在一个包含所有认知对象的总体图象中，而是放在一个生命的图象中；这次安排的呈现，不是把它们看作既成的事物ings…become），而是看作正在生成的事物ings…becoming）。
我们对作为历史之世界的设想、认识和赋形是以其相反物即作为自然之世界为参照的——这是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生存的一个全新方面。这个方面，虽则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皆有巨大的意义，但至今还未被人们所认识，更别提描述它了。也许有人朦胧地觉察到了它，也时常有人远远地、短暂地瞥视过它，但没有人专心地面对它，思考它全部的意蕴。我们面前摆着两种可能的方法，人们以此可以内在地把握和体验他周围的世界。在此，我极其严格地区分（是针对其形式，不是针对其实质）了下面的事物：有机的世界印象与机械的世界印象；意象（images）的内涵与定律（laws）的内涵；图象、象征与公式、体系；即刻的现实与恒久的可能；按谋划安排的想象的意图和目标与按图式解剖的经验的意图和目标；还有——这么早就要提到一对意义重大但从未引起注意的对立物——编年学的数字的领域与数学的数字的领域。
因此，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样一个研究中，根本不可能有专门针对精神的和政治的事件的问题，因为它们日渐表面化，容易看清楚，人们可以按照其表面价值来看待它们，按照“原因”或“效果”的图式安排它们，并从那显见的和在理智上比较容易的方向去研究它们。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处理历史的方式不过是一种伪装的“自然科学”，那些支持唯物史观的人自己并不隐讳这一点——他们的反对者却多半没有看出这两种方法之间的相似。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某时某刻出现的历史事实本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