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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前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村子周围的树木都砍光烧尽。1978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
处于工农差距有利一方的工人怎么样呢？以天津为例：1975年，工厂的生产第一线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5元，再没有其它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下降到3平方米。五十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八十年代后期。
除了贫穷以外，还有不自由。农民终生活动半径不超过100公里。
为摆脱原来体制造就的危机，三十年来，主要进行了以下改革：
一，所有制改革：国企改革（竞争性企业民有化，国有控股企业吸收非国有资本）；发展私有经济；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由单一公有的利益主体到利益主体多元化。
二，价格改革：由政府定价到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
三，建立市场体系：商品市场、技术市场、金融市场、土地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
四，建立市场经济的法治体系。
五，宏观调控体系重建：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改革。
六，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七，对外开放，吸收国际资源利用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联为一体。
改革大力推动了经济发展。30年来，GDP平均每年以均9。8％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世界处于第三位。中国人口从1978年的9。6亿增加到2007年的13。2亿，增加了3。6亿，而人均国民总收入还是由378。7元增加到19033元，增加了49倍。改革30年，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总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走到了人均突破2000美元的中等偏低收入国家，排名由175位上升到129位。
最有意义的是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1958年，为了使钢铁的年产量达到1070万吨，倾全国之力，闹的得不偿失。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向了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以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1978年的3178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48966万吨。从2000年开始至今，中国的钢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活生生的数字显示了增强社会活力的巨大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三十年来，在政治上也有重要的进步：1，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各类人政治上一律平等；3，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4，由家长式的全能政治转变为共治式的威权政治，由一个人说了算到集体负责制；5，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有相对独立的利益，有相对独立的事权和财权；6，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有所松动，舆论一律的情况有所改变。以上这些，使中国人的自由度也比过去大大地提高了。
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很不完善；中国的政治虽然比过去有进步，但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政治过度干预经济，甚至有的权力进入了市场，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权力市场经济”。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的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的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根本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严重；国企、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当，甚至损害了底层群众的利益。改革中，一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党政机关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在有些领域推卸国家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
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他们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推进。“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社会不公正问题会更加严重，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
广大群众对不公正问题是很不满的，因此不断引发群体性事件。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人们经常谈论我们面临两个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驾驭的结果。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是一切罪恶的渊薮。
以上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没有改革的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目标：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已经六十年了。这六十年可以划分为两个三十年。前三十年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一度经济发展较快，依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体制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缺乏活力，与国际差距日益拉大，还出现了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重大失误。后三十年对前三十年的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社会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但出现了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从而引发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又一个三十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治上，正如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的，加快民主进程。也就是说，今后改革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下一步改革面临的任务是建立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体制。在驾驭资本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制衡权力当然是主要的一面。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就需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这种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可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两百年来，人道主义作家写的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佣化同时并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可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一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是经常受到损害。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侵占和损害企业外部的利益，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正是资本肆虐的结果。资本收买权力，收买舆论，用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各种保持社会平衡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