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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中国大陆的统一需要健全的民主制度，而且完成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更需要健全的民主制度。中国的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大陆和台湾还处在分裂分治的状态。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是海峡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海峡两岸如何才能统一呢？我认为，两岸的统一只能走民主统一之路。两岸统一不可能统一于哪个政党，而只能统一于民主。现在，台湾居民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台湾的民主政治步子也越来越坚实。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两岸的统一，只能统一于民主。统一于民主就是统一于进步。其实，海峡两岸都存在统一的意愿，只不过统一的理念不一样罢了。我们有必要树立共同的民主政治理念。只有统一于健全的民主制度，才符合两岸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可以这样说，中国民主政治健全之日，就是中国统一之时。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 吴思）
“五七风云”：追求与打压·郭道晖
所谓“五七风云”是指1957年中共中央发动的全党整风运动和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斗争。
它包括大鸣大放和反击右派两个阶段。这两阶段的主体和性质是大有区别的。
一、“大鸣大放”是一场人民民主的宪政运动
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来审视和评价，单就群众帮党整风、大鸣大放阶段而言，应当说是人民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利的一次群众性民主运动。
据官方统计，5月2日至5月12日，全国各地召开28250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372345条意见、建议。意见也越来越直击要害。
（一）清华师生鸣放的言论
像本文第一篇（见本刊今年第2期《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提到的建筑系学生蒋维泓上书党中央（1956年9月16日给党的“八大”的信），主要是批评“我们党组织强调领导，强调集中，强调计划，是军事时期过时的管理方法”，认为这种“过时的东西”妨碍着人民创造性的发挥。他要求在公有制度下实行公产民办企业，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发展自由竞争；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提倡个性自由；在人事分配上可以自由选择自行推荐，不要统一分配。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要求党“扩大民主”和“团结性”。……（转引自《清华大学反右大事记》）现在不难评断，蒋维泓的这些意见多切中了中国共产党未能实现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而日益彰显的弊病。
到1957年5、6月间整风鸣放期间，清华学
《人民日报》公布中央整风指示生中提出的主要是针对学校领导的方针政策和工作作风问题，如批评1952年学苏联搞院系调整，使清华沦为单纯工科大学，要求实行“理工合校”；等等。属于政治性的则有“庶民社”及其系列大字报《庶民报》，批评党委在学生中大搞肃反，乱找敌人，是“没有人权，没有宪法，没有常伦，必须以法律制裁肃反中的真正罪人”；其杂文《神、鬼、人》中说：“人之所以敬神（隐喻共产党）是因为神能给人带来吉祥。……畏鬼情有可原，但畏神却令人费解！”表示“愿：人里不再出‘神’，而‘神’永在人间。则庶民万幸！祖国万幸！”还有的大字报要求“还政于民”、为胡风翻案；等等。这些言论当时被认为大逆不道，实则反映了人民的民主要求。
在教授中，经反复动员鸣放，所提出的批评建议，大多是教育方针和体制、党群关系问题。至于政治方面，则多集中在肃反中的侵犯人权问题。他们援引1954年宪法第81和89条规定，批评由校党委主持搞肃反是违反宪法，认为肃反案件应该交法院审理。表明当时教师具备相当的宪法意识和人权观念。事实上，清华肃反在师生员工中清查了几百人，在年青的学生中搞群众性的批斗，十分激烈，最终却没有查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
此外，物理系一位刚“海归”的教授徐璋本，不谙中国“国情”和政局，误认为中国有像美国一样的言论自由，大胆提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全民的指导思想，要实行多党制民主，反右初即被作为“反革命”予以逮捕，关入监狱。
至于北大、人大学生的鸣放言论，比清华学生更触及一些政治理念和体制问题。这里不赘。
（二）法学界鸣放的言论
这更值得特别加以反思。我在1998年主编了一本《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其中一部分是约请当事人回忆当年的情况。阅读他们的来稿使我得出两点感慨：一是在反右中，法律界、法学界是一个重灾区，是对法文化和法学者的一次大扫荡；二是政法界法学界的“右派言论”实际上是针对当局轻视和践踏人权、民主和法制而发出的呼吁和法治启蒙，可是却因“早说了40年”而横遭摧残。
其实，法学界受批判的“右派言论”，大都是近现代法治的一些基本常识性的原则、规则、观点、概念，乃至通用的法学名词，有的还是三年前刚为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被批判为“敌我不分”。“法院独立审判”被批判为“同党闹独立”。主张法有继承性，则是“为反动法律招魂”。主张尊重法律的科学性，就是“反对法律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主张完善人大制度，就是“吹捧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主张实行法治，不能以党代政，反对“以政策代法律”，竟然被批为“企图篡夺党对国家的领导”。著名的老法学家杨兆龙教授因为提出要“及时立法”，制定法典，也被斥之为“旧法观点”或国民党的“立法观点”，是“企图篡夺党在立法工作中的领导权，以便从根本上推翻人民法制，而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见前引“实录”第99页）。他主张法律应当体现社会正义，要实行“罪刑法定主义”和“无罪推定”原则，也被质问：这些所谓的正义“究竟是便利谁，对付谁？是什么用心”？这位曾经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柏林大学博士后，解放前担任过多所著名大学教授、法学院长，并曾在上海担任过上诉法院法官、律师和审判日本战犯的罪证调查室主任的正派老专家学者，在肃反中就因他曾在国民党司法界任要职，解放后留在大陆不走，竟怀疑他是“潜伏特务”！反右中他因上述言论被打成右派，1963年又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逮捕入狱。1971年判处无期徒刑。另一位政法界的名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王造时教授，1957年在上海市政协会上提出了必须“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的目标，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法制的指导原则，而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与内容。我们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制。”这是最早最完整地阐明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与现今的提法几乎完全一致，却被诬指为“大肆宣扬资本主义民主和法治，实际上就是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代替社会主义制度，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结果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病死狱中，弥留之际还在喊着：“毛主席救救我！”（见“实录”第83…84页）
以上只是法律界、法学界在1957年所遭摧残之一斑，也可略见当时主其事者对法治是多么无知和专横；同时也反映了法学界人士在鸣放中的民主与正义呼声。难怪现今有的年轻人读了当年由法律出版社作为反面教材出版的《法学界右派言论集》，觉得要是当年共产党认真听取了这些“右派”言论，我们早已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了。可以说，不待文化大革命的到来，1957年的反右运动早已革了“法文化”的命。这也是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无法无天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民主党派人士鸣放的言论
民主党派人士的民主诉求更高于一般知识分子。主张设立“政治设计院”，批评以党治国的“党天下”，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等等挑战毛泽东及共产党的领导权威的言论都出来了。这种不以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出乎他意外的态势，大大刺激了他的神经。正如章伯钧在一次鸣放会上的发言说的：“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党会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