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同志说，对于明知道不对的事情，科学家中间随声附和的是少数，冷眼旁观等着看笑话，不是一条心的，也很少。比较多的是畏首畏尾，胆小怕事，不敢说话。
领导总是说，“不能泼冷水”，“气可鼓不可泄”，我们对某些问题认识不够，怕犯错误。其实，火烧房子了，非泼冷水不可。歪风邪气，那种气非泄不可。
翻开历史看，君无道，有大臣去谏，这些大臣有气节，不怕杀头。现在又不会杀头，顶多2000张大字报，怕什么呢？看来还是认识不够，气节不够。
为什么古人有气节，我们却顾虑重重？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回去可以吃老米饭，今天不折腰，就没有老米饭吃。归根到底，看到问题不讲，还是个吃饭问题，怕挨饿。我们的错误就在这里。
在他们看来，在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应该有专家的位置：
有同志认为，一些复杂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需要有分工和协作。这样就需要对研究任务进行分析，找出科学问题。然后再按问题的性质交给单位考虑。为了能做好这个工作，设立一个科学顾问团很重要。这可以设在科委。
有同志说，科学顾问团，是国家科委一级的，这还不够，应当有更高级的。他认为，可以组织一个聂副总理私人咨询的科学顾问团。人数不要多，包括各学科的权威专家。在对重大的科学改革，口部署作出决定之前，可以先请顾问团进行研究，提出建议，供□□采择。
对于行政干部，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有同志说：科学技术行政干部不符合客观要求，这是事实，要加强。第一，党员要有马列主义……第二，学业务。搞行政工作的还要学经济学。同时也要学心理学，让他们不能用粗糙的办法对待人。无论是老干部还是年青的，都需要学。
科学技术行政干部也要由科学技术人员来担任。
他们认为，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应当分开，领导干部不应当干涉具体的科学问题：
有同志说，政治问题，我完全服从党的领导，领导比我知道的多。科学问题就不能样样服从领导。其实也不是真正的领导，最高领导也不会管这些事，就是支部和党员，这些党员大部分是徒子徒孙，徒曾孙还有。科学问题，我不大同意他们的意见，常常因此而惹了一身骚。
党的领导是必要的，我曾多次说过，总方针上不一定要内行。但是在科学方面，到一定程度上，应该要懂行的人来领导，外行在政治方面可以一竿到底地领导。但是在业务专行方面，我觉得到一定程度上应该由内行人领导。
领导干部对这些意见和方案的态度
上述意见得到了聂荣臻、陶铸、韩光、张劲夫、蒋南翔、范长江、杜润生、于光远、武衡等会议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重视。事实上，这些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他们所鼓动和引发的。把科学家这些尖锐的意见登入《简报》，而不登另一些行政领导干部的反对意见也是这种态度的明证。
他们中的一些人，如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中国科协党组书记范长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还先后站出来当众作了检讨，代表有关机构和组织承认自己确实犯了错误。笔者和薛攀皋合作的《追忆广州会议》文已对相关内容作过详细介绍，就不再在此重复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为什么会在科技“大跃进”方面犯错误的政策原因，科学家和科技界的领导干部可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和谅解，而已经发布的《科学十四条》正是这种共识的结晶。鉴于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问题是更为根本的问题，而且超越了科学技术领域，聂荣臻特意请了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来讲话。
韩光、张劲夫等把登了马大猷发言的《简报》给周恩来看，要求周恩来解答马所提的问题。周恩来十分谨慎，召开了一个有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韩光、范长江、林默涵、齐燕铭等两个广州会议的党内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要求大家一个一个表态。大家都表示赞成在会上增加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讨论，由周恩来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说：那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就讲这个问题，你们大家都表示赞成，这是我们一起讨论通过的，我们大家共同负责。
然后，3月2日，周恩来作了那个著名的“论知识分子问题”讲话。他一方面称“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另一方面又强调知识分子还要进行思想改造，并说知识分子出现左、中、右三翼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就算在思想上属于右翼，只要不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上也还被算在人民联盟之内。
在讲话中，周恩来还对“党领导一切”作了新的解释，表示在业务问题上应该给科技工作者以发言权。他说：
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尤其是一些年轻党员，应该向有经验的知识分子学习。……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决定。
与会的科学家对周恩来这样的表态是欢迎的。但与此同时，在知识分子属性方面，他们又觉得周恩来比较含糊的讲话“不过瘾”。会议的领导小组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后一类观点在由他们所指导编辑的《简报》中得到了较多的反映：
有同志问：老知识分子中，除了党员外，到底还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总理在报告中提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三个特征是：出身、所受教育、过去曾为剥削阶级服务。这三个条件都不能变，如此下去这个帽子不能脱了。
有的同志认为总理的报告没有明确地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可以摘掉，或还要戴多少年，或知识分子中还有哪些人要戴帽。有同志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到底何时脱掉？
周恩来称自己忙，跟陈毅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看法后就走了——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陈毅去回答。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陈毅豪爽、干脆得多，在3月5日的报告中，他干净利落地回答道：
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陈毅还对那些喜欢教训人的领导者作了尖锐的批评：
现在还有人依旧以领导者的口吻讲话。知识分子最讨厌就是阿猫阿狗随便上台教训人……我们没有好多知识，不如科学家，没有什么好吹的。马列主义，你有多少？究竟有几斤？八斤、七斤？别狂妄，党没有给你权利教训人。都以胜利者、改造者自居，谁能接受？我是胜利者，你是俘虏，这种做法能团结谁？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答，会开到这里，可以说到了高潮。科学家们又花了几天时间讨论周恩来、陈毅的讲话，然后，正式转入对十年规划问题的讨论。几天之后，由聂荣臻作总结报告，正式结束了这个“出气、通气、和气、争气、扬眉吐气”的大会。
小结
“文革”时，广州会议被批判成是“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重演”，而会议《简报》则是“大造反革命舆论”的重要工具。这是对广州会议的诬蔑。虽然对科技“大跃进”实际进行了整体的否定，但科学家们在提意见时的态度却是非常委婉和有节制的。他们根本就没有勇气去和犯了大错的最高领导以及执政党去讲道理。除傅鹰、钱学森、马大猷等极少数的几个人外，其他发言者都紧紧把自己限制在“善意的批评”的范围之内，不敢越雷池半步。而据会议秘书薛攀皋先生回忆，“有些部委的专家一直都近乎噤若寒蝉”。
而与会的领导干部，除陈毅和陶铸外，更没说多少批评意见。他们中有一些人对于科学家的批评还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但这类“正确的话”几乎都没能被登到《简报》之上。而支持科学家“鸣放”的韩光、于光远等会议核心组成员，也没在《简报》上说什么话。当然，通过编辑《简报》，他们想说的话大多已被登了出来。
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