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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句句言之有物，不落俗套，也没有一个“大”字。三十年来，祖国亿万人民一直在为这个发展战略实践着，奋斗着，而且还要继续奋斗几十年。
因为工作关系，我多次聆听过他带有浓重四川乡音的讲话，看过他许多谈话的原件。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没有查阅任何资料，而文中那些引语都是众所知的。在我的心目中，已经铭刻了一本通俗而简洁的邓氏“论语”。可以说，流传在广大群众中的邓氏“论语”，凝聚着邓小平理论的许多重要观点。邓小平理论已经根植于民众之中。
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十二年了，我们可以告慰他的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他“深深爱着的祖国”，已经实现了历史的跨越。温饱代替了贫穷，充足代替了短缺，凭票购物的卖方市场，已经变成了买方市场。从经济崩溃的边沿，变成了“世界的工厂”，“全球经济的推动力”。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世界第三，国民经济产值世界第四。航天技术紧随美、俄之后。中国已经实现了他的一个重要遗愿，举办了一届被国际社会普遍称赞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十七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他的理论，把改革开放作为国家发展的永恒的动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远大目标，一定会把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
（作者为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前政委）
读牟宜之诗·李 锐
明年是牟宜之同志百岁冥寿，他儿子送来即将出版的父亲的诗稿和有关传记等资料，并要我为这册诗写个序，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牟老长我八岁，过去无一面之缘，我的老伴在建设部老干局工作，对这夫妇都打成右派的一家老小，非常同情关心，却帮助不了；她很尊敬这位老人，同我谈过，称为极其耿直、厚道的老好人。现在看到有关资料，才感到牟老同顾准、聂绀弩这些老学者、老专家多么相似，是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年代，少有的保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大知识分子；他们革命尊重科学，党性记住人性，无产未忘资产；不论处于怎样的逆境，受到怎样的折磨和残害，总是相信真理，相信自己；他们因思考而受难，因受难而再思考，总要用笔墨将自己的思考留在人间。顾准、聂绀弩等人的文集、诗集已经传世，现在这“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也发掘出来了。
牟宜之是东林后人，世家子弟，父亲从事教育，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是他的姨父。1925年在济南读中学时，他参加过共青团。大革命时期回到家乡，参加过日照暴动。“九一八”事件后，再次回到家乡，计划暴动失败，为躲避敌人追捕，东渡日本，在大学读工科，求科学救国本领。1935年秋回国后，直到抗战爆发，利用姨父关系，回到山东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初，担任国民党政府委任的乐陵县县长时，举一县之力接应八路军东进山东，创建鲁北抗日根据地。随后因姨父关系，于1939年春调重庆，协助周恩来进行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后经延安、太行回山东，策动过多股上千人的敌伪军起义；担任过山东分局参议长，沂蒙抗日根据地的专员；在战场身先士卒，领导军民顽强地反扫荡。解放战争时期，他奉调东北，以策反蒋军为主业，参与“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及围困长春战役，策动一八四师起义。1949年后，先后在北京市和中央林业部工作，支持过梁思成的新北京方案；揭发过政治骗子李万铭，后来老舍据此写了《西望长安》。1956年，他调建设部任市政公用局局长，注意社会调查和宏观经济问题，提出统购包销政策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还建议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否则有限的耕地承受不住人口的压力；在对待斯大林错误时，指出个人崇拜给党和人民带来不良影响，并反对苏联在东欧长期驻军；还主张正当的文艺批评，反对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因此，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被扣上“破坏中苏关系，提倡马尔萨斯人口论，替右派诗人唱赞歌”等帽子，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定案请示时，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的复杂关系，他也是个右派。”致使许多力保牟宜之的老同志无能为力。
《牟宜之诗》收录了作者从20岁的《少年行》到66岁去世前的《论作诗》，时间跨度46年，共178首诗。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两个阶段：1957年以前28首，1957年以后150首。这就说明，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身处逆境时哼吟的。尤其1966年“文革”伊始，他被发配到东北齐齐哈尔郊区昂昂溪劳动改造，抄家游街，牛棚大狱，田间劳改，忍饥挨饿，皮肉之苦等自不待言。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对这位同国民党上层有交往并在抗战初期曾以好几万大洋解决了一二九师有衣服过冬的有功之人，没予忘怀，在信件上批示让他从北大荒回山东老家过日子。但当时山东方面拒不收留，致使牟老悲愤成疾，客死济南。从1966至1975年，在这九年里他写的诗词最多，共128首。自古以来的好诗，如司马迁所言，大都是处于逆境的人“发愤之所为也”，屈原不被放逐，何来《离骚》！牟老的诗再次证实了太史公的高论。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牟宜之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5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纪念“七一”时，发表了山东的老领导、老朋友萧华、黎玉、莫文骅、霍士廉、林月琴联名怀念牟宜之同志的以《有功岂必书之碑》为题的长文，文尾写到：“在他残存的诗稿中有这么两句：‘无诗安能言吾志，有功岂必书之碑’。他的光辉事迹，在革命的里程碑上终会留下鲜明的记载。”
这两句诗最充分准确地表达了牟宜之的诗风，是多么雄浑豪放、刚正不阿、乐观豁达、纯朴率真。
纵观牟老的诗，气势磅礴、豪隋干云之句屡见不鲜。如早在二十岁写的《少年行》，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态势与豪气跃然纸上：
少年颇负倜傥名，略触谈锋举座惊。
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
王侯将相了无意，农工学商各有情。
踏平坎坷成坦途，大道如天任我行！
诗人在日照暴动失败遭国民党通缉后，东渡扶桑求学，一是避难，二是充电，学点本领。在东京与房东女儿产生一段恋情。他在《客居东京》一诗中的浅吟低唱，仍藏着满怀豪情：
东瀛居处亦清寥，水竹萦回远市嚣。
纯真少女勤照料，落难英雄暂逍遥。
柔情莫把雠仇忘，清酒且将块垒浇。
木屐宽衣谁识我，雨中缓过樱花桥。
《人民日报》刊载的五人署名的文章，第一句话就写到“他那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形象，犹历历在目，宛如昨天”。请读他在抗战反扫荡期间的诗篇，其凛然正气，有如岳武穆，有如文文山：
鏖战终天日黄昏，宿营收队入荒村。
几家房屋罹兵燹，到处墙垣留弹痕。
誓拼顽躯歼敌寇，欲凭赤手正乾坤。
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
真是一副誓死如归的英雄胆魄！
黄万里是中国最优秀的水利专家，对黄河治理有独到见解，坚决反对三门峡上马，可惜打成右派，一生受压，死不瞑目（黄同我有交往，我写过怀念他的诗）。牟同黄是亲属与至交，还是互相唱和的诗友，诗集中有他们的长短诗篇。诗人1973年写的108韵的长诗称赞黄兄：“深谙水利慕禹功，思治黄河偿夙愿。欲济苍生志气高，逆鳞献璞君真健。”也回顾了自己一生的豪情壮志，这样写战争年代：“少年颇负倜傥名，学书已成再学剑。学书学剑为报国，哪堪神州遭踏践。誓扫东夷不顾身，欲凭坚躯清赤县。投笔从戎事国殇，身经大小百余战。常运奇谋催顽敌，冲锋在前奔而殿。牺牲奋斗为工农，赤胆忠心悬霄汉。”
诗人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几经申辩于事无补，他索性不再申辩；后有人劝其认罪，他却说何罪之有。1962年又有人劝其写检查以求摘帽，他反而说道：戴着（右冠）暖和，拒写检查。1958年《任凭风雨》就表达了此种心境：
如何戚戚带愁颜，浊酒一杯聊自宽。
世事纷纭多变幻，人情翻覆似波澜。
九秋枫叶经霜艳，腊月松枝带雪寒。
心怀高洁谁与信，雨骤风疾若等闲。
诗人在1957年后的150首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