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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方粮食购销工作的大好形势。第一篇的题目是：华池、环县、合水、庆阳公购粮超额入库；第二篇的题目是：陇西渭河乡农民辩论大是大非，报出黑地千亩多交公粮；第三篇的题目是：漳县城关五爱社不要国家再供应一颗粮；第四篇的题目是：领导动手发动群众银川地区市镇销粮又减少10％（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当时为地区建制，属甘肃省辖一作者注）；第五篇的题目是：天水农村压缩销粮九百余万斤。
交粮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甘肃农村开展反右派斗争中要抓的第三项工作是巩固“来之不易”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体制。
1957年8月14日，《甘肃日报》在第一版报道武都县两水乡通过大辩论的形式对农民教育的结果是：《广大农民认识到农业合作化优越无比》。
9月15日，《甘肃日报》第二版以6300多字的篇幅发表李景林的文章：《记张河农业社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说会宁县张河乡从8月19日到9月4日历时17天的大辩论之后认识到，“旧社会的酸甜苦辣我们尝够了，解放后的几年生活也没过好，根子就是没有建立合作社。只有努力办好社，才是过上好日子的唯一办法。”
天水地委一名姓陈的干部以个人名义给省委写过一篇调查报告，该《报告》说，广大农村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群众的觉悟普遍提高，各种问题得到解决和处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巩固了。
陈姓干部说的是他的心里话呢，还是想通过迎合上级的口味为自己积累一些政治资本呢？今天已经无法寻找真实的结论。然而，千百年来一个不争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陈姓干部的报告接着解剖了一个典型合作社——礼县齐记社来证明他的“各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和处理”的结论。他说，这个社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产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过去群众把坏分子打骂干部、破坏党的统购统销政策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知道了，这是敌我矛盾。以前部分党员跟上富裕中农大喊大叫，说一年留390斤口粮不够吃，现在认识到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二是农业社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了解决。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过去，二流子行为得不到制止，大辩论以后，给二流子都规定了农活，不劳动不给粮食，二流子们都作了检讨。三是党在农村依靠的力量——贫农的立场站稳了。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中，各队都交叉召开了支部会、合作社干部会、共青团员会、青年会、妇女会、贫农会、积极分子会、老农民会、地主富农分子训话会，这样做的结果是地主富农再也不敢乱说乱动，富裕中农的二话少多了，贫农的革命立场更加坚定。四是资本主义受到了彻底批判。大家在大辩论中摆事实、讲道理，把资本主义批判得体无完肤。
中共甘肃省委对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非常重视。除上述1957年7月4日省委召开的地、州委书记会议专门做出安排以外，还有不断的听取汇报、检查督促、表彰先行、鞭策后进、舆论导向、领导调研、整体推开、不留死角等各项措施保证。由于各项措施“非常得力”，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
1957年8月下旬，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亲自率队深入到平凉县洪岳、下甲积峪两个合作社调查研究，掌握农村整风动态、指导农村整风工作。8月28日，张仲良以个人名义给中共甘肃省委写出一篇调查报告：《关于平凉县洪岳、下甲积峪两社进行大放大鸣大争的情况简报》。1957年9月11日，张仲良、李正廷联名在《甘肃日报》一版发表署名文章《谈两个农业合作社的大辩论》，以8000多字的篇幅详细介绍了他在洪岳、下甲积峪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了解到的农村大辩论的情况，并且总结了四条经验：一、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二、一边对基层群众进行训练，一边对地主、富农、反革命、二流子展开斗争，不断集结壮大和提高战斗力量。三、调查摸底，弄清楚我们依靠的阶级力量。四、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须结合起来进行，先要孤立敌人，进而打垮敌人；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张仲良在《甘肃日报》上发表的这一篇文章，是甘肃农村开展的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全省各地围绕“对敌斗争、落实统购统销政策、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三项任务更加扎实地开展工作，取得了“很大胜利”。
事实上，通过这个运动，广大农民也都变得十分地“聪明”，遇事也能做到三缄其口了。领导说啥就是啥。
1957年9月29日的《甘肃日报》一版头条位置赫然刊登一条消息《本省大大改变了原来的干旱面貌S…现有水地1500余万亩，平均每人有一亩多水地》。农业部门、特别是水利部门的同志们谁都知道这个数字是虚假的，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纠正。事实上，1500万亩水地的目标在50年后仍然没有达到。2008年10月28日，原甘肃省水利厅厅长盛维德告诉笔者，时至今日，全省的水浇地面积也才达到1400多万亩。
说真话倒霉，跟上领导说假话吃香——这是甘肃农村反右派斗争取得的最大“成效”。
上级了解下情和民间疾苦的渠道几乎被完全堵死。干部们愿意对农民怎么摆布，只管摆布就是了。上级说“‘引洮工程’（就是把洮河水引到甘肃中部干旱地区的工程——作者注）能彻底解决甘肃省千百年来的干旱问题”，那就“引”就是了。结果是不计成本、不讲科学，上百万人开到荒山秃岭蛮干一通，工程报废，几万人活活饿死，酿成震惊全国的“引洮工程”事件。上级说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就只管“跑”就是了。领导们号召“大跃进”了，那就一个劲儿地“跃”就是了。地里的粮食收成从几十斤一直“跃”到了几百斤、几千斤，甚至荒唐到几万斤。征购任务随之加码，大幅增加，甚至翻番。牛皮吹破，粮食交光，返销数量极少而且无法保障，导致上百万人口因饥饿而死于非命一甘肃省在此后一两年内发生的这一切，是农村开展的整风运动导致的直接后果。
（责任编辑 李 晨）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历史·林贤治
六七年前，我曾问过中山大学历史系一位青年教师：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瞠乎不知所答。从那时候起，我便起意要做一部关于这类子女的书，通过这本书，让人们记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样一个庞大的族群，并藉此被遗忘的族群，了解一个已然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时代。
从1949年起，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和“阶级异己分子”。这些人各有名目，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天才发明了“黑五类”一词，简明易记，又富含阶级感情色彩，于是，人们也就乐于使用。至1979年，宣告“阶级”不复存在，这时，“黑五类”已经繁衍了好几代人了。我未曾见过有关全国黑五类子女的统计数字，但推算起来是庞大惊人的。然而，作为一个耦合群体，他们并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三十年间一直处在一种自我封闭、互相隔离的状态，至今看来，其实是一个“记忆共同体”而已。惟有记忆存在，共同体才有可能存在，虽然是虚幻的存在；但当记忆丧失，整个群体就将长此消亡。名为群体，实不见群体的存在，此等状况，大约惟有物理学中“蒸发”一词差堪比拟。
考革命史，被称为“极左思潮”者由来已久，大可上溯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农民运动兴起之际。星火未及燎原，即有清算AB团之类的运动，到了延安时期，又有“挽救失足者”运动，性质近于清洗。打江山坐江山之后，“阶级斗争为纲”，人为地制造种种敌人并实行专政，从过去的偶发性、阶段性、策略性扩大为一种战略需要，进一步地意识形态化、制度化和日常化。在群众性运动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不但“黑五类”分子受到更严厉的制裁，连他们的子女也为父母的阴影所覆盖，成为潜在的、假想的敌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视和打击。尤其在文革期间，不少“黑五类”子女受到直接的政治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漫长的三十年间，黑五类子女一开始就不得不进入一个对他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