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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又发表了《给麻雀以歼灭性的打击》的社论，这两天共灭雀44万只。12月13日是全市第二次统一打麻雀开始的日子，从凌晨起，全市的大街小巷红旗招展，房顶上、庭院里、空地上、马路上和农村的田野上布满无数岗哨和假人，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此起彼伏地呐喊。一般由青壮年负责捕、毒、打，老人和小孩守住轰赶岗位，在公园、公墓、苗圃等处设了150个火枪区。沙叶新当时正随华东师大中文系在郊区农村进行“教育革命”，那天他和同学“分别爬在公路两边的一些大树上，不停地敲着锣鼓、脸盆和一切能发出响声的东西，使疲于奔命、惊魂未定的麻雀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然后纷纷坠地身亡……”
全国各地都大同小异，相当多的地方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济南市围剿麻雀总指挥部”发布的“总攻击动员令”“特向全市人民发布战斗命令”：“各区指挥部暨全体指战员，必须整装待命，服从指挥，准时进入阵地，展开战斗”；“这次围歼麻雀的战役，是决定我市今年能否彻底歼灭的关键，为此要求我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和我全市人民，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猛打猛冲，不获全胜，决不收兵！”（1958年5月9日《济南日报》）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到11月上旬，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19．6亿只！为此，《人民日报》还专门发文热情讴歌。不过，“惩罚”自然之后，必然要受自然的“报复”。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树木发生严重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树上的树叶几乎全被害虫吃光。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学家更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
然而，1959年7月10日下午在庐山会议的一次讲话上，毛泽东再次提到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了，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面对庐山会议后强大的“反右倾”浪潮，朱洗、郑作新、冯德培、张香桐等几位科学家仍无所畏惧，继续为麻雀鸣冤翻案。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研究员十分天真地说，为麻雀翻案，比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他不知道，此时史学界、文学界正闹得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深意（《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
所幸的是，他们的强烈反对意见此时得到中科院领导的支持，院方十分策略地决定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写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经胡乔木转报毛泽东，随《报告》还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四位生物学家反对消灭麻雀的意见。毛泽东很快看到报告，这份附有大量科学依据和分析的报告终于打动了他，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之十八散发给与会者。毛泽东在1960年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当然，并不能说打麻雀打错了。4月6日，谭震林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对此十分委婉地说道：“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记载：“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05页）对此，朱正先生评论说：“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一粒粮食都是多么宝贵啊！谭震林作报告的时候，正好在中共中央这一指示说的‘这两个月’之中，正是粮食最紧张，库存都几乎挖空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书记，他不会不了解情况。了解情况还要说‘粮食逐年增产了’，是为了给赦免麻雀寻找出一个站得住的‘说法’，有他的不得已吧。”（朱正：《赦免麻雀的‘说法’》，《随笔》2000年第4期）
这种不能直接承认消灭麻雀决策错误、不能不采取这种“不得已”的“说法”堪称巧妙，也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使然。不管怎样，麻雀的劫难终于结束，值得称道。但是，在几年后开始的“文革”之中，却开始了人的劫难。这些科学家被扣上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最高指示……种种罪名，受到残酷迫害。郑作新的罪名是为麻雀评功摆好，利用麻雀做文章，反对伟大领袖，反对最高指示，因此长期被关入“牛棚”，经常挨批挨斗，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彻底“平反”。朱洗先生虽在1962年已经病逝，但此时仍被扣上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烈特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罪状，因此，竟令人发指地受到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
面对他们的悲剧，不能不使人想到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想到在这之后的人的悲剧命运……其中值得反省之处很多很多——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明显违反科学的决策？为麻雀“平反”与政治基本无涉，但其道路为何仍如此曲折？这反映出决策、纠错机制的什么问题？这些科学家在“文革”中为何会受到如此迫害？是何种教育、思想灌输使那些原来的“普通人”能做出对死者鞭尸扬灰这种令人发指之事却还自以为非常“正义”？他们的悲剧，更使人想到，那些在艰苦条件下创造辉煌业绩、建立伟大功勋的科学家现在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和崇敬，而那些不顾个人安危防止灾难产生或扩大的科学家，其实也应得到同样的荣誉和崇敬，也应被后世永远纪念。当然，他们当年“犯颜直谏”并未想过个人名利，但历史不应将他们遗忘。更重要的是，那种为真理不畏强权的嶙峋风骨，应该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文化的基柱，成为我们民族的灵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甘肃农村的反右派运动·邢同义
1957年7月12日以后，甘肃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开始启动。
1957年7月4日，省委召开地、州委书记会议，总结了此前一段时间反右派运动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决定在此基础上，“再用一个月的时间，开展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要想尽一切办法，加深加宽斗争力度，把各个角落的敌人一扫而光，斗得敌人体无完肤，叫敌人真正缴械投降。”这就是那次会议提出的战斗目标。请读者注意，这里说的是“各个角落”，当然也包括全省广大农村。
甘肃省的这个安排，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因为全国的农村整风是在这一年的8月8日以后全面推开的。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农村展开一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指示》明确定位：“这些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配合这项《指示》的发出，《人民日报》8月10日发表社论《在农村中大鸣大放大争》。有了中央的这一个明确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社论的支持，甘肃“农村的整风”进行得更加轰轰烈烈。
从后来甘肃农村中开展整风运动的实际情况看，主要是围绕这样三个问题展开：第一、把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拉出来再批判、再斗争，同时把改造懒汉、二流子的工作纳入运动中。把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拉出来再斗争一番的做法，被后来二十年的各次政治运动所应用。第二、大力宣传并不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