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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9月致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信），并决心给邓小平写信，从五个方面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全方位的批评建议。他决心“豁出去”了，和“四人帮”斗争到底！然而壮志难酬，残酷的迫害摧残了他的健康，使得他在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结束后仅过一年，即1976年10月就不幸故去了，时年57岁。
后话
庄则栋1973年到南方巡回讲演回来的时候，当时在体委宣传司工作的鲁光曾问他“老郭怎么样？”庄则栋竖起大拇指，用当时流行的、从电影《地道战》中套来的台词回答说：“老郭的水平‘高！实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师。”（鲁光2008年3月6日回忆）
我在2008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说，回忆起当年和老郭在一起的日子是美好的：“当时我们一起去南方，每天晚上我都跑到他的房间聊到深夜，他不仅教给我怎样作文，如何立意，如何破题，如何起承转合；还教我怎样做人。”
王猛调走之后，33岁的庄则栋被江青扶上国家体委主任交椅，积极执行极左那一套做法，鲁光有一次悄悄问他：“小庄，你不是说老郭‘高！实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师’吗？怎么现在批得那么起劲？《笨鸟先飞》写的都是你的事呀！”庄说：“谁让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忙问：“谁说的？”庄一看说漏了嘴，赶紧用手捂住嘴说：“哟！不能说。”（那时江青说的话都是“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向下传达是有严格级别限制的。）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次去开水房打水，鲁光又遇上庄则栋，就把他拉到一边问道：“都说面首、面首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庄则栋说：“绝对没有的事！我和江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只有一次，她在小靳庄住所的办公室里养的小麻雀飞了，让我和刘庆棠抓，江打了我屁股一下，说：‘冠军，给我抓住它！”’（鲁光2008年2月20日回忆）
我今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顺便提到了对江青的印象：“江青其实是挺有威严的，她对于我们来说就像长辈。”
由此可见，即使在文革形势最为险恶的时期，权势熏天的江青一言定生死的时候，多数人选择沉默，有人趋炎附势，有人落井下石，但也还是有正直的人是敢于抵制她的，而抵制她是需要勇气的，难能可贵的。当然，江青不是一个人，也不是简单的团伙，他们的背后不仅有最高权力可资恃凭，更有整个制度。简单地责怪某一个人，即惯常的“女人是祸水”的思维是不足取的，因为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在文革结束32年后的今天，我们理应有更深入的理性反思才是。抛却个人恩怨，其实无论王猛、郭小川，还是庄则栋，他们都不过是权力刀俎上的鱼肉而已。
最可惋惜的是，王老已于2005年90岁高龄时突发心脏病辞世了。我为未能在他生前采访他而深感遗憾。
庄则栋在“四人帮”倒台后被当做“三种人”隔离审查四年，他说他当时被关押在北京东郊一个地方，妻子、著名钢琴家鲍惠荞想去探视，却被告知只给十分钟时间，鲍惠荞心想十分钟能谈什么呀，还不如不去……结果，正是这四年隔绝导致两人的离婚。庄则栋比较其他“四人帮”的“死党”算是幸运的，他最终没有被判刑，解除审查后被安排到北京市少年宫担任乒乓球教练，后来与自称是他的“粉丝”的日本在华战争遗孤佐佐木敦子结婚。他先后写了两本书：《闯与创》、《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据他说，这两本书的写作都得益于郭小川当时教给他的写作知识。
（责任编辑 李 晨）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新闻考·靖 鸣
2008年是“大跃进”发生50周年，“大跃进”这幕闹剧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至今令人痛心不已。反思历史是为了记住惨痛教训，避免悲剧重演。1958年，广西放了颗全国最大粮食“卫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从新华社、《人民日报》到广西地方诸多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浮夸新闻，轰动全国，“扬名”海外。鉴于至今没有学者对此事的报道从新闻传播学层面进行梳理与反思，因此，我们认为对其进行调查考证与反思，引以为戒为训，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广西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事件始末
1957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我国农业生产要在五年内赶超中等富裕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大跃进”。随后，这颗农业“卫星”便在全国大小报上被炒红。1958年，广西柳州专区和环江县两级党政精心策划的“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史称“十三万斤事件”）“卫星”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当时全国各地为达到农业的跃进标准，强制推行深翻土地、高度密植等违背科学原理的措施，“瞎指挥”泛滥，“浮夸”成风，“高产卫星”在全国遍地开花。“在宣传贯彻总路线中，广西同全国一样，把‘速度’当做总路线灵魂，把‘快’当做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并把批判‘反冒进’与宣传贯彻总路线结合起来进行。与此同时在推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采取了只许那些说大话、假话，敢于搞高指标的人‘鸣放’，对那些说实话不赞成高指标的人则给予‘辩证’（实际是批判）的做法。这样，脱离实际的‘左’倾思想就在全区城乡迅速蔓延开来。”
1958年，在早稻、玉米尚未收割完毕的情况下，广西就有27个县报称比上年同期增产1…2倍，环江县宣称早稻增产4倍。当时自治区党委号召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要夺取全国第一。各地在这样的鼓动和压力下开展了放“卫星”竞赛，最轰动的就是环江县的“高产卫星”。
根据上级党委的布置，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此前曾担任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长）特别关照环江县，并为放“卫星”定下具体做法和基调，他暗示县委书记洪华：要千方百计超过湖北，争取全国第一，湖北亩产三万斤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地里去的，全国卫星没有亩产五至十万斤恐怕放不出去。贺还鼓励说，“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奖给小汽车。”当时正在柳州开会的洪华，立即给县里打长途电话，指示由江琴堂（县委分管农业的书记）主持；季桂明（县委书记处书记）、韦玉昆（城关区委副书记）、李钰金（区委委员、区妇联主任）具体负责，在城关高级农业合作社搞并蔸高产试验。
具体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一亩一分三厘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犁耙、深耕后堆人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于田中。参加劳动的有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他们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生产队和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田中挑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拔出，挑到试验田中并蔸，密植到小孩在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程度。”由于人们不分昼夜地干，只用了两天便完成了。
在这个过程中，禾苗倒伏，人们便用木桩支撑，再用竹篾片拦腰稳住，田的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套上了“架子”，长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太密，无法通风，他们便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负责轮流鼓风，日夜不停。”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无须施肥，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粪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就用蚊帐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一切准备就绪后，县委即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喜，说要放一颗全国最大的卫星，亩产超过十万斤。于是地委、自治区党委便向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并分别组成检查验收团来环江县检查验收。
9月9日上午，各路参观验收的队伍共6000多人汇集在试验田边，几个自治区相关部门的领导还亲自爬上稻田“试一试”这块田的“密度”。
10点24分，红旗公社城管大队支书罗克正一声令下，496人到地里参加收割、运禾、脱粒和运输。共有四台磅秤，每台磅秤都有上级机关派人监督，每担谷子过磅后就把重量记在“划码单”上，记满一张纸后累计在挂着的黑板上。收割时，用箩筐装满收下的谷子，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