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忆文章。
主动捐献遗体竞未能如愿
1983年10月，束星北在病危期间，对家人说，“我的遗体千万不要火化，火化是浪费，对社会无益。现在青岛医学院的尸体标本非常缺乏。将我的遗骨穿成骨骼标本，供教学使用。”他还说，我70多岁，脑子还像二三十岁那样灵活，可以供解剖研究用。
10月30日凌晨3时，一生命运多舛的束星北教授与世长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医学院领导更替，无人顾及束星北捐献的遗体。半年后被人发现时，一代天骄束星北的遗体已经腐烂不堪。后来，被人草草地埋了。1991年，束星北家乡的两位同志，来到医学院征集史料并提出瞻仰遗骸。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把他们带到束星北教授葬身处，竟然是“医学院宿舍一块小运动场地的双杠脚下”。
刘海军说：《束星北档案》问世后，熟知他的一些人（多为他在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学生），想借“档案”越来越为学界关注的契机，给束星北举行一个迁坟仪式，将他1983年埋葬在原青岛医学院操场双杠下的遗骨起出，安葬在青岛名人园他的塑像下面，以悼念追怀先生的英灵。可是跑了些单位，皆无下文。以后，一些人想以民间的形式将这事办了，却发现束星北的墓已经消失了。那次为了联系有关事项，我去了青岛医学院，发现像是闯进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校园里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埋葬束星北遗骨的地方，已盖起了大楼。
当年，束星北逝世后，李政道从美国给师母发来唁函。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吴键雄、周培源、严济慈、卢嘉锡、谈家桢、马大猷、王淦昌等送来花圈、发来唁电。
1995年，青岛市委、市政府为表彰和纪念束星北教授，竖立了一座二米多高的束星北教授全身铜像并铭刻了纪念碑文。在鱼山路26号大院以市政府名义，将束星北故居挂上“文化名人故居”牌匾。束星北的铜像和故居，同在青岛生活过的康有为、闻一多、老舍、沈从文、童第周等文化名人的故居一起，成为青岛市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活动的著名人文景点。
老友王淦昌的评价
束星北教授不愧是天才的物理学家，他的一生壮志未酬。苏步青先生在束星北逝世后写了一首挽诗：
受屈蒙冤二十春，三中而后感恩身。
方期为国挥余力，讵料因疴辞俗尘。
学可济时何坎坷，言堪警世太天真。
缅怀相对论中杰，泪洒秋风不自禁。
曾有人把束星北坎坷多难的一生，归于他刚直不阿、率真求是的性格使然。也有人振聋发聩地提出“天才需要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有一年，束美新到北京出差时，曾专程到父亲的生前老友王淦昌家中看望。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没料到，一向温和、儒雅、父亲一般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
王淦昌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至于怎么不一样，王淦昌当时没有讲，他对至友的感悟，无人可比。
历时15年写成《束星北档案》一书的作家刘海军说：“束星北用自己悲壮的‘歌唱’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曾经是什么样子，我们曾经失去了什么，今天仍在失去的、放弃的又是什么！”
束星北教授的三儿子束庆星在电话中对我说：“有人认为，我的父亲如不蒙冤或一直在国外，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在我们心中最为重的是。他既是继承传统中华文化的一位学者，又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受益者。他深深热爱生他养他的中华大地和人民，他一生侠肝义胆，嫉恶如仇，他是一位永远受到人民尊重和怀念的爱国的、正直的科学家！”
岁月沉淀着记忆，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人们不会忘记曾有这样一个人，他的理想和信念，他的人格和情操，他的天才和能力，使千千万万的心灵为之震撼。
（作者为本溪日报社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李 晨）
郭小川借调到国家体委之后·郭小林
郭小川借调到体委，王猛表示欢迎
文革初期，在造反狂潮席卷之下，国家体委系统成为受害最烈的重灾区之一，因为原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被当成“大土匪、大军阀”打倒，整个系统一片血雨腥风，造反派的“棒子队”全由一帮膀大腰圆的运动员组成，被揪斗者皆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仅中国乒乓球队一个队，在1968年4月至6月两个月多一点时间内，就有曾经闻名全国的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三人相继被迫害致死……1971年2月，被称为“一员猛将”的52岁的王猛被周恩来点将从38军政委任上调来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他上任之后，大刀阔斧整顿国家体委，从干校解放大批干部回来工作，并且从各部委借调人员来帮忙，郭小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借来的。
郭小川文革前作为人民日报社记者，因一篇描写中国乒乓球队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取得世界冠军的报告文学《小将们在挑战》与国家乒乓球队员们建立了友谊。虽然因为所谓文革前“执行了周扬的文艺黑线”，在运动初期被原先工作单位中国作家协会的造反派揪了回去，挨了批斗、关了“牛棚”，但1970年6月即获得“解放”。既然毛泽东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郭小川真心以为通过这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的考验，自己已经重新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思想已经升华了（所谓“革命化”了，证据就是甫一解放，干校军宣队就调他去大队搞“专案”；干校所在地的公社来求援，要几个“笔杆子”去帮助他们写“讲用”材料，军宣队选派的几个“红作家”就有他；更有自1971年35月和89月他先后被武汉军区和兰州军区借调去写关于“五七道路”纪录片解说词且均获好评等等）。所以他的身体健康虽然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害，心情却是很振奋的，决心要大干二场。
恰在这时（1971年），庄则栋在中美“乒乓外交”活动中，因送给美国运动员科恩一幅织锦的举动而“立了功”，受到毛泽东的夸奖（毛话大意是：这个小庄，不仅球打得好，还很有点政治头脑，会办外交，做了外交部、周总理做不到的事情），郭小川得知后觉得应大力宣传庄则栋；文革前他虽然写了《小将们在挑战》，但它侧重写的是乒乓球队这个群体。于是他通过朋友私下询问了国家体委所属的《体育报》领导。当时《体育报》正酝酿复刊，需要有分量的稿子，两下里一拍即合。报社请示体委获得批准，在走完了必要的手续之后，郭小川1972年9月被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借调到国家体委。这一年，他53岁。
郭小川被借调来，王猛很是欢迎，指示体育报社要“好好接待”。
郭小川先是进行大量采访，他访问了庄则栋的小学、中学同学，班主任老师，启蒙教练和国家队教练，过去在少年队的队友，国家队的队员和庄的亲属，然后开始认真写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郭小川写出了《笨鸟先飞——记少年庄则栋的训练生活》一文。对于文章的写法，他是经过反复考虑的。由于当时“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横行，文艺禁区遍布，这不能写，那不许表现，人物塑造要“三突出”，不能写英雄人物的缺点，不能写英雄的成长过程，等等。郭小川对这种“理论”是有看法的，所以他选取庄则栋的少年时代来写，有意避开文革这段时间，并且多次写他“认为自己笨”，就是意在写出庄则栋这个“英雄人物”也是有缺点的。
郭小川深知这是自己“文革”后的第一次“亮相”，不可不慎重从事。这可以从他当时写给亲友的信中得到证实——
1973年1月8日致晓雪：“《庄则栋的少年时代》今天才写成初稿。在这以前，白天忙于访问、写，晚上就累了，为了不垮，只好说服自己休息。”
同日写给女儿的信也说：“最近，我很累。《庄则栋的少年时代》刚刚写成，挺吃力。”
1月31日致女儿信又说：“忙了一阵，写完了《庄则栋的少年时代》第二稿；现在是三十一日凌晨四时多。”
2月20日致女儿信又说：“庄文，写了一段，最近领导印了一百份，在体委内部讨论了一下，因为，在宣传不宣传庄的问题，有点分歧。讨论后，绝大多数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