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暧昧不明和备受限制的。精英文化始终以“阳春白雪”的姿态高居庙堂，并以这种姿态来维持精英文化的“纯粹性”，而被贬斥为“下里巴人”的大众文化只能处江湖之远，莫想登堂人室。可从作者对某些精英话语文本的分析来看，今天的精英文化也呈现出一种复杂性：有的据守在传统文人趣味的庙堂，有的却早已进入政治的殿堂。而此时，政治权力以文化审查机构、市场流通机制等多种方式，对大众文化进行种种“无害化”筛选和处理。郝建始终对以大众文化外部形态包装出现的主流艺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不信任，在他看来《雍正王朝》等作品事实上是知识分子对“政治上的话语同构和体制运作的绝对资源”的一种利用，是对历史的“随意遮掩、曲解、涂抹”，也是对人的基本性情的“改写”。作者认为这是一种美学上的暴力：“它用违反常识、违反历史记录、违反基本人性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价值系统和美学语境……我总觉得这是把作者的主题观念像敲钉子一样楔进我的脑子里。”（《硬作狂欢》第49页）
说破狂欢惊煞人。原来，在以“大众”为旗帜和愉悦对象的主导文化中，“大众”事实上是缺席的，他们的文化趣味是被硬性强加或臆造的，这是作者常说的“遮蔽”的意义之一，也是“硬作狂欢”的题中之义。“如果由庙堂诗人、上流社会或者行政单位把大家组织起来按照哨子跳舞、看着电视导演的手势狂笑，那就是硬性的营造和炮制的笑声，这不就是人造狂欢节吗？书名用的是这个‘作’，那是当作的意思。应该是这个‘做’，是制造、营造的意思”。（郝建《影像时代与“游戏精神”》《中国教育报）2004年3月11日4版）作者解构了大众文化的狂欢表象，揭示出某些权威话语符号背后所承载的社会、政治信息和文化策略上的功利性。在他看来，《雍正王朝》《康熙帝国》《英雄》等影视剧都是权威话语的图解而不是大众自由选择的真正狂欢。作者在书中使用了一个新词来概括这类作品和文艺现象：他将九十年代兴起的这类用古代故事表达权威崇拜并在心理深层呼应今日政策需要的作品称为“古装主旋律”。
《硬作狂欢》始终是站在受众的角度，大众的立场，但是它并没有对大众文化进行刻意的拔高和提升，而是把它定位在一种“赏心乐事谁家院”的生活质感，一种“飞人寻常百姓家”的底层关怀。作者对大众文化所隐含的物质和欲望的所指进行了彻底的还原，在家长里短的娓娓道来中崇尚的是对百姓价值观念的认同。但是作者强调：“光靠耍贫嘴，人是乐不起来的”，真正的快乐背后需要的是人道主义的情感支撑和责无旁贷的现实关怀。在作者笔下，真正的狂欢不是《英雄》镜头中的黄叶漫漫搅天飞，而是《卡拉是条狗》中人的那么一点自觉和自省；不是仅仅只有“精巧的镜语堆砌”，而是要有“精深的命运思索”；不应当是对“固定的政治信条”竭力图解，而是要对寻常百姓的生存处境予以揭示，不是“反常规的个人化暴力话语”，而是以人为本的普遍的价值认同。
开窗放入大江来
消费主义成为九十年代以来文化景观的强有力的缔造者。消费主义和商业伦理确实给中国各阶层的人们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和自由，同时也有许多人感到生活失去平衡。当下中国的现实状态是错综复杂又变动不居的，任何一种整体性的判断和概括都会存在纰漏和偏差，重要的在于言说者的立场和看问题的切人点。
由于种种原因，后殖民话语和后现代理论成为九十年代以来最时髦的话语形态。《硬作狂欢》并不认同中国许多鼓吹后现代理论的研究者对当下现实的分析判断。在对影视文化精当的分析和细密的梳理中，作者努力把中国大陆的“前现代”的现实境遇与“后现代”的理论话语之间深刻的错位描述清楚。在“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和“全球一体化推进”的分分合合中，真正的沟通和交流却被繁复的话语表象模糊和掩盖了。张艺谋的文化身份一直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息息相关。他的一系列电影作品被指斥为迎合西方想象的东方拼贴，以民俗风情的历史演绎和中国人情的丑化表演来换取戛纳的价值判断和文化认同。但是郝建并没有囿于这些理论成规和价值预设，而更加着意于张艺谋《一个都不能少》之前的作品中一以贯之的东西：一种平民意识和底层关注，一种催人泪下的力量和发人思考的深度，一种现实主义功力和人道主义情怀。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从个性喷发和强权崇拜的《红高梁》，到充斥躁狂与绝望的《菊豆》，再到试图引导出某种社会共识的《秋菊打官司》，那种原始生存的自得与生机，那种平民生活的困窘与挣扎，那种民族心理的深层次探寻（《菊豆》）与对社会历史和当代现实的反思（《活着》），都不是简单地照搬后殖民话语的镜像理论可以涵容和概括的。后殖民话语的义正词严中其实包含着重重现实障碍，也可能沦落人一系列为权威话语做学术包装的话语圈套。经过后殖民话语的过滤和淘洗，现实境遇的揭示被虚化为“话语表演”，“本土的沉思的目光”被置换为“西方人的有色眼镜”，真实的现实境遇反而成为“在场的缺席”。作者着重指出：赛义德在阐述自己的“东方主义”这一理论概念时也论述了与其对应的“西方主义”。郝建理解的“西方主义”是：这其中既有我们对西方的一厢情愿的认同，也有刻意为之的对西方的曲解，这是一种“浮躁、简单化、狭隘”的心态，一种“盲目的、非理性”的文化的态度。在作者眼中，WTO并非中国电影的天生杀手，好莱坞的成功运作和长驱直人不仅是商业运作的成功策划，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情感欲求，那些才是真正能够动人心扉、震撼灵魂的东西。作者认为，今天迫在眉睫的首要危险不是全球一体化的危机、后殖民主义的威胁，而是“闭关锁国的情结、封建主义的势力”，是“回到‘文革’去、回到均贫富状态的施虐／受虐心理。”（《硬作狂欢》第229页）
意识形态和娱乐中主体的自由选择
“以故乡为乐土的人终还稚弱，／而强者以四海为家，／真正练达的人把世界视为／放逐之地……”（Hugo of Victor《Didascalion》转引自《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张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构成了对话的前提和基础，而文化交流则是开启对话的机制。是的，在当今“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处”的话语争论和政治关系处理中，只有建立自信，互相建立起交流、讨论的平常心态才能为中华民族自我认识和文化重构建立正确的坐标。
在民族文化／全球化的二元对立中，作为社会消费和娱乐主体的“大众”暂时隐退了。面对全球化难题和麦当劳境遇，作者引用了学者秋风的看法：“中国的文化不是书架上的四书五经，也不是老庄佛道，而是生活在现世的十几亿活生生的、每天都在进行着无数选择的人们的行动。因此，他踏进麦当劳，就不是在被动地接受麦当劳的文化霸权，而是在主动地创造本民族的文化，因为他选择麦当劳，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他每吃一口巨无霸，每喝一口可口可乐，都是在为本民族的文化增加新的内容。”（秋风：《麦当劳与消费者的神圣权利》载《万科周刊》 2001年10月1日）这强调的是个人在文化现实面前的自主选择性，《硬作狂欢》对这一观点也是颇为认同的。可是消费这种全球文化是否就构成一种解放的现实空间？这种自主选择究竟能在多大意义上构成文化反抗？当一种消费行为构成某种身份象征和文化时尚时，其所谓的“自主性”就需要大大折扣了。这其实忽略了自主选择之中潜藏的对欲望的引导与宣泄，遮蔽了文化现实背后政治、经济的复杂运作，也忽视了消费行为本身对人的阶层地位的划定和对价值的赋予。
除了民族主义和普世价值的这一对立，本书作者还描述了艺术活动中的另一个对立，即自由选择、艺术趣味的不定向流动和灌输、教化、导向的对立。我看到作者在书中有这样一个比较新奇的对中国现实的判断：今日中国的偏向是没有意识形态。这是什么意思？原来，作者是说如果按照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