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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保守”毋宁说是体现了哲学家日益意识到的社会道义和责任。仅就德里达近年的著作目录来看，如《电视透视》（1996）、《信仰与认知》（1996）、《论款待》（1997）、《赐予死亡》（1999）、《盲人的记忆》（1999）、《论触觉》（2000）和《无条件的大学》（2001）等等，他的解构工程很显然早已不是天马行空，玄之又玄，如以前左派批评家所说的那样，一头钻进文字游戏而忽视世界的不公。所以无怪乎我们会看到在《往返莫斯科》和《马克思的幽灵》这两本最明显见出作者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著作中，德里达会明确宣布，解构主义是运行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里，挟带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究其原因，德里达则毫不犹疑地断言，今天地球上所有的人，不管是男是女，无论情愿或者不情愿，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一定程度上都是马克思的继承人。这里德里达看中的无疑是马克思的理想主义精神。而假如我们认可德里达本人的阐释：解构不是别的，它就是怀疑、批判、扬弃，就是他者的语言，是事件的如实发生，是既定结构的消解；假如我们认可希拉克总统的评价，德里达为世界贡献了一种伟大的思想，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情愿或者不情愿，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一定程度上都是解构主义的继承人？这未必是夸张。
周作人与梅娘
■ 陈 言
在周作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入侵，北平沦陷后恬颜事敌，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抗战胜利以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押往南京。周作人作为思想者、学者、作家、诗人和翻译家，在不同的领域里，都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学问渊博，著作勤奋，鲜有其匹。但沦陷时期的言行，无情地把他归入汉奸之列。
梅娘1938年赴日本学习，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7月，曾短期回国住在北平，1942年定居北平，创作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鱼》《蟹》等，作品关注人与人的现实社会关系，在鞭挞假丑恶的时候，依然憧憬真善美的理想境界。其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行文舒徐文字清通，字里行间显露出女性纤细敏锐的感受，在娓娓道来之中给人以疏离杳渺的感觉，像是在讲述民间传说。“梅娘作品中绵延不绝的女性意识和独特的叙事风格，正是积重难返和多灾多难的现代北地都市文明的产物。”（参见程光炜等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5页）梅娘的写作在当时赢得了大量读者，她本人也因此跻身新进作家行列。抗战胜利后，梅娘离开北平，到东北小住，其后曾多次往返于台北和上海， 1949年8月定居北京。梅娘经历坎坷，遭遇不幸，沉寂多年，新时期被当作出土文物重新发现。
同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周作人和梅娘没有任何接触。可在抗战胜利后，整肃汉奸运动使两个人颇具戏剧性地发生了一次联系。
1946年，周作人汉奸案在南京审判期间，一位名叫杨嵩岩的北京市民致函首都高等法院，并用快航挂号邮去《青姑娘的梦》童话书一本，以此证明周作人不仅奴化一般民众，更奴化童稚少年。
《青姑娘的梦》系梅娘所作，是新民印书馆推出的“创作童话”丛书第三种，1944年2月出版。周作人是为该套丛书作序的人。在沦陷时期的北京文坛，周作人是名人，求其作序者很多，碍于情面，他常常勉强应付。但为该套童话丛书作序，并不全是应酬，他与儿童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1914年，周作人就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主张（《绍兴教育会月刊》1914年第9号），这个主张到“五四”时期才被社会广泛接受，这说明了周作人儿童观的超前性以及在中国被认可的历史必然性。他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周作人以早期形成的儿童本位观为源头，在新文化运动的实践中加以体验升华，有意识地将儿童文学提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从而确立了儿童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化价值和理论体系（参见孙建江的《周作人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贡献》，《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在他的影响下，童话一度成为儿童文学研究中的“显学”。日本占领北京时期，周作人身处政治旋涡的中心，鲜有论述儿童文学的文字，这篇序文若说是他怀旧情绪的流露，也未可知。其怀旧情绪的另一明证是，早在1922年底，周作人就在《汉字改革的我见》一文中指出，罗马字拼音是汉字改革的“理想的办法”，并认为改革应从“减省笔画”做起。这也是为“后来的孩子们”着想。1944年为该套童话写就的序文仍指出汉字不便孩子阅读的弱点，不过认为这一童话写作中“最易遇到的困难”，“未必便是不可克服的”。并提出了克服的办法：“只须写着是一面记着这困难，又或使内容与文字相称，也就无甚问题。”对儿童文学及其写作方法的关注，显示出周作人早期儿童本位观的延续性。
童话《青姑娘的梦》讲述的是青姑娘所做的一个玫瑰色的梦，以及她的悲惨生活和梦醒后愿望实现的喜悦。青姑娘善良、勤快，从小寄养在伯父家。伯父死后，青姑娘受到伯母的虐待，虽说内心很伤感，在伯母生病后，仍悉心照料她及其家人。一天，在等待为伯母治病的医生时，她实在太困，靠在门槛上睡着了。睡梦中，她熟悉的童话故事里的何仙姑飘然而至，领着她去见嫦娥等许多仙女，在一起唱歌跳舞，玩得非常开心。就在这时，听说伯母病了，她赶紧往家里跑。在仙女的帮助下，她克服重重困难，回到家中。青姑娘梦醒之后，伯母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伯母终于为青姑娘的细心体贴所感动，同意她去上学。作品与“晚娘型”传说相近，但无论是在情节还是人物的内心世界方面，作家都注入了新的因素，有着丰富的意蕴。且文字干净利落，清新隽永，给人抒情诗般的艺术感受，与周作人在其早年著作《童话略论》中提出的童话应“优美”、“新奇”、“单纯”、“匀齐”的四个标准颇为吻合。所以，尽管周作人并不认识梅娘，甚至不知道《青姑娘的梦》是谁写的，写的是什么，他的童话写作旨趣正好与梅娘相投，使得序文与正文在无意间达成了默契。《青姑娘的梦｝没有任何奴化教育的言论，也不存在协力日本侵华战争的倾向，把为它写序当作周作人文化汉奸的证据纯属诬妄。1946年11月13日，在审判周作人时，周作人的义务辩护人律师王龙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辩护词如下：
童话丛书之序言绝无汉奸论调，《青姑娘的梦》一书不过为续出丛书之一序言，并非为本书而作，自无责任而言。即就本书而论，亦不过为童话文学，既无政治作用，目为罪证似属诬妄。“王龙为周作人补充辩护书》，载南京档案馆编《审判汪伪汉奸笔录》（下），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 1430页）
这段公案在学理的层面上加以解决，无论对周作人还是梅娘来说，都是恰当的，但在特定的境遇中，人的行为会变得荒谬。比如周作人。当一个人把污水泼向他的时候，他又把这盆污水泼向另外一个人。
就在王龙就此事为周作人辩护的前四天，即1946年11月9日，在南京首都高等法院的庭审中，周作人辩解道：“假如事先我知道是他写的，我绝不作序，因为他与日本人勾结，反对我的思想。”（《杨嵩岩为提供周作人施行奴化教育证据致首都高等法院函》，载《审判汪伪汉奸笔录》（下），第1424页）
这里的“他”，指的就是《青姑娘的梦》的作者梅娘。梅娘，长春人，文学才华早露，中学时代的习作就结为《小姐集》出版。活跃于日本占领时期的东北、北京文坛，在异族殖民统治和封建男权专制的双重压迫之下，除了创作出版有上述的小说外，还译介为数不少的日本文学作品。总体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