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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求真求是的学术态度。作者早年受业于著名语言学家、尚书学家周秉钧先生，并在秉老门下修业多年，秉老的言传身教，培养了他一种求真求是的学术态度。比如，清代早期的尚书学研究最大成就在于《尚书》辨伪方面，把东晋《伪古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彻底否定掉了。但《新笺》的作者绝不迷信前人，他多次肯定《孔传》的训诂学价值，并指出：“清代《尚书》辨伪就像一柄锋利的双刃剑，既破除了一种僵化的思想取得了空前的学术成就，同时也催发和启动了巨大的负面效应，这就是学术界对《孔传》认识的片面性和绝对化。或彻底否定《孔传》，大张挞伐；或完全肯定《孔传》，不容置否……完全肯定《孔传》是错误的，但彻底否定也是错误的。彻底否定《孔传》是破除一种僵化思想后又一思想的僵化。《孔传》伪在作者，但作为魏晋《尚书》的训诂却是不争的事实，况且《孔传》行世以后，《孔传》以前的诸家说多数相继失传。《尚书正义》（即《孔疏》）又以《孔传》为研究基础，《孔疏》是唐代《尚书》训诂的代表性著作。否定《孔传》，汴宋以前就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尚书》训诂材料了。”（钱宗武，《（尚书补疏）疏证》，载《清代扬州学术研究》第546页，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版）
这样一种求真求是的学术态度在《新笺》中得到完整的体现。详尽的书证、精细的语料数据，一字一词的细心梳爬，充分体现了作者这种学术思想和学术态度，同时也让后学者体味到《尚书》研究原来也有趣味在焉，一下子拉近了原本对《尚书》敬而远之的读者与古人的距离。
四、语言笺注与文化研究的有机融合。《新笺》体例于“绪论”之外，按历史分期分述“虞夏书新笺与上古文明”、“商书新笺与上古文明”、“周书新笺与上古文明”。笺注将“诘屈聱牙”的《尚书》文本通过语言分析变得人人可读，在此基础上，将《尚书》各篇文本与上古文明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释，实现了语言笺注与文化研究的有机融合。
二
《新笺》一书开启了《尚书》研究的新门径，它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举其要者，一是引起人们对《尚书》的文化学意义的新的思考；一是对先秦专书研究的新思路。
比如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其文化渊源来自哪里？他为何要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推崇西周文明，自有其道理。然而，从现有史料来看，西周数百年文明除了文武周公、成康之治外，其余皆乏善可陈。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这样一个时代为何值得孔子津津乐道？西周文明究竟哪些方面让孔子钦服？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可信服的答案。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上古文明研究的一个缺失。
《新笺》并没有直接解释上述疑问，但却对我们思考上述问题予以直接启示。
孔子从周当是不争事实，他学修文武之道，赞扬“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所以《中庸》认为“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自己终生也都以继承文武周公之志、担当周公之道为己任，“吾道一以贯之”。然而，孔子从周之原因由于时代久远，史料匮乏，很少有人深究其原因。
事实上，“诘屈聱牙”的《尚书》文本中保存着最多的文献便是有关西周文明特别是周公时期的文化。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对《尚书》作深层的文化阐释，这些宝贵的文献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尚书·周书》里面涉及周公的篇章有《大诰》《康诰》《酒诰》僻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多方》《立政》等10篇，占整个《周书》19篇的一半多。这些篇章是周公的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形成了周公系统的政治主张。孔子之推崇周公完全可以从中获得有关答案。
《新笺》通过对《尚书》的文化解读，对于我们思考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之源有着重要的启发。如书中指出：“一些思想家如周公、召公等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中，探讨着如何治国的问题，天才地提出了影响我国数千年的两个根本大法——德治与法治。周公在《周书·康诰》中明确提出了‘明德慎罚’、‘敬明乃罚’的思想，认为治理国家者应德法并举，德治与法治，德治是主要的；明德是慎罚的前提，法只是德治的辅助，只有德治，才能长治久安，‘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这一思想不但为先秦儒家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法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周公之所以成为孔子推崇仿效的圣人，一方面出于孔子所生活的鲁国正是周公的封地，亲族认同感、崇拜感是先秦时期人们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心理。一方面是由于孔子所生活的时代环境“礼崩乐坏”，“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孔子正是通过整理《尚书》发现了改革社会现实的良师周公。二人在精神世界中能够迅速实现对接。王健指出：“仅从《论语》这部最早、比较可靠的孔子言论著作中，我们发现孔子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评价，基本上是以《尚书》人物为依据的，两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这使我们更加确信《尚书》书名的意义与儒家的政治立场完全一致。”（王健，《（尚书）书名的意义与儒家道统关系新探》，南京：《学海》，2003第4期）《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这是《论语》直接引用《尚书》的话，后被纳入伪《古文尚书·君陈》之中。君陈是周公之子。又《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论述夏商周三代，以西周为尊，《尚书》亦以西周为主。
《新笺》还进一步正本溯源，指出：“无论是《虞夏书》还是《商书》，都只是把天与德或民与德联系起来，到《周书》里才把天与民真正联系起来，把天与民放在同等的位置。”“这样德治思想建立在天民合一的牢固基础上，形成了天、民、德三位一体的统治体系，也就是周代以后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框架。”“左传中体现出来的‘民本’思想，孔子的‘仁爱’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荀子、屈原的‘重民’思想等等，几乎汇成了一股德治的洪流，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精髓部分，影响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而《周书》中就有周公八诰，集中了反映了周公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孔子所云的“吾从周”的“周”更有可能是指周公。孔子所赞颂的人物一个是尧，而赞颂最多的就是周公了，这应该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称为“巧合”的问题，因为孔子整理过《尚书》是基本上公认的事实。
孔子思想及儒家文化中的“为政以德”、“节用爱人”，“先德后刑”都是与周公一脉相承的。除此以外，孔子的“齐之以礼”思想更直接来源于周公。《左传·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礼”，为周人树立了一种尊礼的文化传统。《周书》中《顾命》一篇详细记载了周初礼制，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唯一一篇原始文献。
由上可知，儒家文化的核心（一说是仁，一说是礼）与其说是孔子的创见，不如说是周公的肇端，孔子独乐得儒家始祖之名。
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排印本，1985年版）他基本上肯定了儒家的道统是从周公始，经孔子到他自己。但是为何以后的儒家在道统上却把周公的地位忽略了呢？这不能不让人们反思经学历史。读《新笺》一书，使人感觉到，类似的思考还不止这一宗。再比如既然《尚书》被学界公认为中国上古的一部“信史”，为何截自尧始？尧以前的史实如黄帝阙失？笔者以为，《尚书》与上古文明的文化学研究的意义正在这里。
《新笺》还开启了先秦专书研究的一些新思路。先秦专书研究过去往往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