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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斯作为遗传学家，同时还身兼作家和电视制作人，有一次他做电视节目向观众介绍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理论，这时有来自爱尔兰、日本、巴基斯坦和加勒比海的黑人等4位男子自愿提供了Y染色体。测试的结果是：爱尔兰人有欧洲基因M173，日本人有M122，巴基斯坦人有．M89，那位加勒比黑人则令韦尔斯大吃一惊，他的基因标记中有欧洲的基因标记M1731在非洲人基因中从来就没有发现过M173，这是怎么一回事？韦尔斯告诉我们，这很可能说明他那个家族的一段辛酸历史，他的男性祖先中有一位欧洲人，这是奴隶时代的后果（第152页）。这样的例子在美洲、在有白人殖民地的地方还可以见到很多，是人类流动性的反映。
故事到此还不算完，在今天的科学家信心百倍的利用基因技术检察古代人类发展线索的同时，全球化和商业化却正在以比殖民时代快百倍的速度，混淆传统人群的基因库。不同人群之间的通婚、商贸往来、投资移民和城市化运动等，不但正在消灭语言、传统、风俗的差异，使世界看起来更像一个村落，也使本来清晰可辨的基因谱系变得混杂不堪。在基因多元化消失的趋势下，韦尔斯指出：“过去永远不能相遇的人，现在就住在你隔壁。……人类正如基因数据所显示的那样，人群与人群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融合正在消解古老的、地区性的基因多样性，取代它们的是世界主义大熔炉的标记。”（第159页）此事的好与坏，全在个人观察问题的角度，韦尔斯本人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在我看来，人类在掌握基因技术解读我们远祖故事的同时，也必然会为这种好奇心付出相应的代价，只是该我们的后代付账而已。
人类从诞生起就一直在追问在寻找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走向何方。韦尔斯在《出非洲记》中告诉我们是来自非洲，同时也警告我们，有一天这些人类基因的旅程记录会全部丢失。作为遗传学者他回答了宗教的创世问题，作为科普作家，他讲述了基因科学进展的前沿问题，作为人文学者，他也考虑到了代际公平的问题，对人口的爆炸不无忧虑，同时提醒人们拥有科学的工具也就负有社会的责任。这些都是书中有意思的地方。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韦尔斯讲的基因故事动摇了进化论的基础，尽管在今天大众知识体系还没有完全接受“我们都是非洲夏娃和亚当的子孙”这个观念。对于这一点我们倒不必在意，托马斯·库恩 （Thomas S．Kuhn，1922～1996）说过，科学的发展只不过是范式的转换。只要当新观念有足够人气的时候，就会出现科学的霸权，那时不免出现人人都谈论我们来自非洲。所以在现代人类从哪里来的问题上，不论是主张人类的多区进化还是主张单线进化，征服大众的既不是理论和权威也不是传统和意识形态，最后还是要靠科学证据本身。
（《出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诗》，斯宾塞·韦尔斯著，杜红译，东方出版社2004年5月版，20．00元）
上古人的世界观
■ 王子今
陶渊明《读诗》写道：“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里所说的《周王传》，显然就是《穆天子传》。而所谓《山海图》，应当就是附有图版的《山海经》。中国早期文献，常常取图文配合的形式，如《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神输》《吴孙子兵法》《齐孙子》《黄帝》《风后》《鬼容区》等。
《山海经》一书是中国传世文献中第一部系统而集中地记录了丰富多彩的上古神话的文化经典。而这部专说“怪力乱神”的著作本身，也因古代传说的恍惚幻影而体现出谲诡奇丽的文化特质。其中文化的深意，博学大家也以为难以捉摸。以致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山海经》又以山川珍异纪实，被看作地理书。《后汉书·循吏列传·王景》说，王景治水，“功业有成”，汉明帝“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山海经》和《河渠书》《禹贡图》并列，被看作性质相近的典籍。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中将《山海经》与《禹贡》并说，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也讨论了《山海经》在地理学史上的意义。谭其骧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写的词条“《山海经》”总结了这部书特别是其中《山经》的地理学价值。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陆续有《山海经》研究的论著推出。如丁振宗《破解——古中国的X档案》（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9月）、《全像山海经图比较》（学苑出版社 2003年8月），王红旗《经典图读山海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郭郛《山海经注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张步天《山海经解》｛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7月）、《山海经概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 10月）等。而列为“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之八的叶舒宪、萧兵和韩国学者郑在书著《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的东西文化碰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更是从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视角认真考察这部“奇书”的成功之作。
《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医学、地理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字学和艺术学等不同学科。按照作者的表述方式，其中有关对《山海经》“想象地理学”或“神话政治地理学”、“传说地理学”的性质的论说，可以给我们新奇的知识，也可以给我们积极的启示。
对于《山海经》作者的地理视野，旧时学者多认为是中国本土的山川地理志，现代有关论著又曾经提出巴蜀说、楚地说、云南说、东北说等解释此书的地理立场。然而自研究者建立了世界意识之后，又多有突破中原文化体系的论点提出。梁启超曾经说，“语最古之译本书，吾欲以《山海经》当之，此经殆我族在中亚细亚时相传之神话至战国秦汉间始写以华言，故不独名物多此土所无，即语法亦时或诡异。”（《翻译文学与经典》）苏雪林则以为“此书为阿拉伯半岛之地理书，古巴伦人所作，而以战国时波斯学者，携来中国者”（《昆仑之谜》）。也有人认为《山海经》所记载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理（如孙文青说，卫挺生说，凌纯声说）。更有人将《山海经》理解为中国古人有关世界地理形势与民族分布之知识的记录，甚至论定“夏文化，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文化，曾经直接覆盖亚、欧大陆和非洲大陆北部的广大空间；其内涵的丰富和影响的深远，也是无与伦比的。”“古代的中央帝国，曾是全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中心；中国不仅有四大发明，还有四十大发明，四百大发明，并是所有宗教、理念的源头。”据说“这一切都是从《山海经》中发现的”（宫玉海：《与世界文化之谜》，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152页至第154页，第2页）。梁启超提出《山海经》为“最古之译本书”的意见时，尚且表示：“然此不过吾个人理想，未得确实佐证，不能断言”。可是后来以《山海经》为“泛中华主义”文化依据的人们，则以为有了思维的解放与精神的自由，就似乎不需要“确实佐证”了。《山海经的文化寻踪》的作者不赞同这种基于本土中心情结而背离科学性的思路，主张以“做学问的求真”为认识基点（第21页），所进行的探索，从地理观的角度而言，对《山海经》研究有值得肯定的显著的推进。
这部书“理论部分”的第三章，题“《山海经》神话政治地理观”。作者认为，《山海经》一书的构成，带有明确的政治动机。其出现的背景，是上古文化走向大一统的政治权力集中的现实需要。《山海经》的性质和功能，“是为走向一统的文化权力话语提供神权政治的空间证明，通过对各地山神祭祀权的局部认识和把握，达到对普天之下的远近山河实施一种法术性的全盘控制。”（第52页）“与其说它记录着可以考实的地理知识，不如说反映的是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的知识生产模式。”（第55页）曾子说，“圣人为天地主，为山川主。”（《大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