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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主张战斗的，有以恶报恶的独行精神。这恰好与二弟形成反差。就其思想的出发点而言，他们均基于一种人道的和个性的立场上。读“五四”前后兄弟两人的文字，思想大致是相同的。问题是，在通往改造国民性之路的走法上，两人相差太大。鲁迅是反对任何的妥协和宽容的，至少在对恶势力的态度上，他的手段与尼采乃至俄苏文化精神多有相近的一面。这里有文化背景的因素，最主要的，恐怕还是认知的差异。鲁迅内心有着太多的痛苦，他知道以温情的方式对待苦难乃是笑谈。所以当周作人大谈宽恕和“新村理想”时，他并不以此为然。他何尝不懂得宽容与不偏不倚的好处？但他却深切地感到，除了反抗与呐喊，消沉地退到书斋，是自欺的骗术。他宁可走一条自毁的险路，在呼号中体现生命的价值，但也不愿恬静地躲在书房中，以麻木与自娱来消磨时光。这一选择，常人是做不到的，至少像我们这些读书人，就难以有这种决然的态度。那种自虐般的心灵角斗，不仅古中国历史上少有，即是当代文人中，也很鲜见。鲁迅是奇人，他视角里的世界，布满了黑暗与绝望。他很少理想主义地向你预约什么，承诺什么。他仿佛一个茫然而自信的过客，在深山大泽中不息地穿行，不知道去哪里，然而只有走，断然地拒绝了一切停息的诱惑。这种看似病态、而实则充满了片面的深刻的人生选择，它本身所折射出的生存隐喻，是十分深厚的。这仿佛卡夫卡、加缪般的具有形而上的寓意。我们在这颗绝望的灵魂里，体味的不仅是人生的，更主要是哲学的预言。人类遇到苦难之后，任何人，都难以逃离这一预言，虽然人们对苦难的领略有深浅之别。
而周作人的默无声息的沉思中，不也迸放着这种苦涩的预言么？读他的文章，便想起寺庙中的僧侣，悠然平和之中，何尝没有大悲苦于斯？不过是没有跳入尘世，与俗界周旋而已。入世苦，逃世也苦，这是人生的无奈。我觉得周作人对人生幸福的怀疑，其程度并不亚于鲁迅。1923年7月，他与哥哥分手后，曾写过《寻路的人》一文，读起来，便很有难言的苦涩：
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单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但说起来去挣扎着，实际上并不敢像鲁迅那样决然地前行着。所以文字中有时又不免多一点遁世的逍遥。《雨天的书》的自序云：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不过这些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
周作人的语言看似平淡，但毕竟还可品出其中隐含的无奈与自娱。那时候他已与鲁迅分手几个月了，内心的创伤，也不必言说。家事国事系于一身，除了无奈中的自娱，似乎并无更好的选择。这是真正的大悲哀。但我以为他的写作状态，毫无俗态，至少那种不漫不躁的境界，倘不是高雅的修炼，殊难做到。所以，我很佩服他的这种状态，这是普通人做不到的。浅薄的人做这种文章，易流于俗，而他确是达到了一种境界。把苦涩的变成甜意，将阴郁转变为明快，不是高人，很难为之。明代文人的小品，有一种这样的调子，但决无周作人那样冲淡。这是只有在西方文明与东方文化中沐浴数十年才会有的大境界。这恰好和鲁迅的风骨相互映照，耸立着两座奇异的峰峦。现代文人直面苦难时，都会遇到这两人的难题。他们无意之间，为后人应付人生困境，留下了两道无法超越的精神范式。
1920年底到1921年9月，周作人大病一场，这对他的精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病中的人，往往在与尘世稍隔的一瞬，悟到一些什么，想起一些什么。像他这样一种内向、敏感而又多学识的人，在那10个月的苦寂中，所获所得，是超过常人的。我翻看他在西山养病时写的小品，很惊异于他的大彻后的清雅肃寂，那是怎样哀怜隐痛的人间情怀。以往厉言正色的论述一时隐去了，乐观的理性勾勒也无迹可寻。在他那儿，猛然间冒出那么多感伤而冷静的咏叹，仿佛一时间得到了仙风道骨，谈吐之间，多佛道之气。我似乎一下子看到了他精神的原色，《山中杂信》如同天上来文，清悠悠的文体里，散着妙理奇言。此前人们还没有看到他写过这样冲淡的文字，既无理趣的演义，又不是无边际的歌吟，那是从骨子里流出的人间真言，迷茫与感伤，哀叹与悲怜，均于此间散发着，流动着。
这很类似于鲁迅在补树书屋那里抄古碑文的心境。虽无鲁迅那样黯然的绝望，但悲观的程度，是不差上下的。有趣的是，住院和休养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大量地读起佛经，对释氏的兴趣忽地增长起来。查鲁迅日记，有下述记载：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取回《佛本行经》二本。”（1921年4月2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带回《出曜经》一部六本。”（1921年4月12日）
“下午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起世经》二本，《四阿含暮抄解》一本。”（1921年4月27日）
“午后往山本病院视二弟，持回《楼炭经》一部。”（1921年4月30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视二弟，持回《当来变经》等一册。”（1921年5月10日）
“下午往卧佛寺购佛书三种，二弟所要。”（1921年6月14日）
“下午至卧佛寺为二弟购佛经三种，又自购楞伽经论等四种共八册……”（1921年6月18日）
“上午往山本医院为潘企莘译。往卧佛寺为二弟购《梵网经疏》、《立世阿毘昙论》各一部。”（1921年6月22日）
“午后往山本医院。晚得二弟信并《大乘论》二部。”（1921年6月27日）
此前，周作人是接触过佛经的。刚至北京时，鲁迅书房里，也堆着大量的此类书籍。此时他忽地潜心阅读经书，固然有消遣的一面，但内心有苦，是确实的。《山中杂信》中，便有佛的声音，隐隐地，像缓缓的闷雷，在文字的背后响动着：
伏园兄：
我已于本月初退院，搬到山里来了。香山不很高大，仿佛只是故乡城内的卧龙山模样，但在北京近郊，已经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云寺在山腹上，地位颇好，只是我还不曾到外边去看过，因为须等医生再来诊察一次之后，才能决定可以怎样行动，而且又是连日下雨，连院子里都不能行走，终日只是起卧屋内罢了。大雨接连下了两天，天气也就颇冷了。般若堂里住着几个和尚们，买了许多香椿干，摊在芦席上晾着，这两天的雨不但使他不能干燥，反使他更加潮湿。每从玻璃窗望去，看见廊下摊着湿漉漉的深绿的香椿干，总觉得对于这班和尚们心里很是抱歉似的，——虽然下雨并不是我的缘故。
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也未可知。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听他们做功课，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