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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鲁迅也和友人谈及过此点，说他喜欢日本人的某种气质。但翻一翻他的书信，和晚年的文化兴趣，日本对他并不具有吸引力。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实际上，他从心灵深处，对日本国民的气质，有着一种警觉，认为日本人的个性中亦有许多非文明的因素，例如男女的不平等、急躁、东方式的集权等等。当日本侵略了东三省、并在国内杀害小林多喜二这样的艺术家时，他深为痛恨，似乎也从中看到了东方人骨子里的非现代化的劣迹。关于此点，周作人更为清楚。站在人类文化的大视野角度上，他从骨子里喜爱日本的风俗人情，但这个民族进取过程中的残酷的一面，他又深为不满。典型的例子是对日本的《顺天时报》的抨击，可见出他对日本人负面性格的反感。1927年，周作人看到《顺天时报》多次造谣污辱中国人，主动站出来，斥责日本新闻界的丑行。在《语丝》第133期发表的《擦背与贞操》中，他很不客气地批评日本人的陋习，认为故意攻击中国人的某些习性，用心卑劣，实际上，这些习性在日本也存在着。不多看看本国情形，而专以指摘中国为快意，是不道德的，云云。这是周作人很少有过的火气十足的文章。在民族感的方面，至少20年代，他还是十分清醒的。但他并不因此而拒绝接触日本优良的文化，这是他大度的一面。鲁迅对日本人的真诚、认真的背后所隐藏的骄傲的情绪，也是有反感的。这种傲气，其实和日本人富有人情味儿，互为因果。《藤野先生》记录藤野严九郎的可爱、富于同情心的情节，我们读起来备感亲切，可看出日本正直者的博爱的一面。而另一些歧视、诬蔑弱国人的霸气，鲁迅却深恶痛绝。周氏兄弟对日本人的复杂的感情，一方面基于中国人的自尊感，另一方面，是人类普遍的道义精神的本能反射。周氏兄弟没有仅仅把日本当成自己唯一的精神参照，他们后来转向对西方文化的深入思考，我想，也有此种因素的作用吧。日本实在是一个让中国人感受复杂的国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像日本那样，与中华文明有着如此亲切的关联，又有着如此尖锐的冲突。人们说中日两国友好容易理解难，不无道理。
对周氏兄弟而言，重要的不是简单地认识日本，而是通过日本来认识世界，理解人类自身，这是重要的。他们从未停止过对日本之外的国度的打量。以日本为中介，确立中国文化复兴的目标，这大概才是主要的目的。由于日本在改革上的成效，使鲁迅兄弟看到了中国的思路，又由于日本改革中的负面因素，周氏兄弟便更坚定了其人道主义的信心。鲁迅认为，对中国乃至亚洲而言，重要的在于“立人”，是人的个性的解放。没有“立人”与个性解放，要充分体现一个民族的生命价值，是不可能的。日本的存在，使“五四”的先驱们，看到了改革的迫切，也看到了近代化要注意的根本问题。虽然，两人都没有找到疗效的根本，但至少从文化的互证上，都看到了一丝微弱的曙光。
注 释
［1］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见《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鲁迅全集》第六卷，6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瓜豆集·东京的书店》。
［4］ 转引自周作人：《永日集》，6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5］ 周作人：《情诗》，转引自《雨中的人生》，333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6］ 《周作人文选》第一卷，40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7］ 《鲁迅全集》第一卷，1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8］ 《鲁迅全集》第十卷，2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
［10］ 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11］ 张铁荣：《周作人平议》，3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2］ 岛崎藤村：《鲁迅的话》，花启清译，《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
［13］ 周作人：《神户通信·按语》。
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着生活带给他的困顿，肩负着因袭的重担，长久地牺牲自我，这使鲁迅领略到了人生最大的哀痛。对一个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鲁迅有了更深的悲剧色彩。
青年时代的鲁迅，像许多天真的孩子一样，做过一些美好的梦。他有过朦朦胧胧的神圣的情感，也有过对未来生活的各种憧憬。在异国的生活中，这种青春时代固有的激情，我想不是没有撞击过他的心头。但他不是一个情感过于外露的人，他的情感方式依然带有中国人的传统的含蓄意味。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不自觉地牵引着他。在自我的感情世界里，他多少还停留在旧的基点上。爱情这块迷人的圣地，在他那里还是一块陌生的领域。
1906年的夏天，对鲁迅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母亲不断从家里来信，催他回故乡结婚。几天后，家人又拍来电报，骗他说母亲病了，必须立即回去。鲁迅痛苦地看着电报，心中涌动着焦虑的情感。他望着远方，母亲憔悴的面影开始闪动起来。母亲是他现在唯一最亲的老人，她一生的不幸常使鲁迅黯然神伤，这位坚强的母亲在多年的颠簸中，为孩子们操碎了心。他懂得，他的一切正是母亲的一切。母亲的话，他是不能不听的。
鲁迅的母亲此刻正在故乡绍兴急切地等待儿子的归来。自从家境破落之后，她把许多希望寄托在长子的身上。她喜欢自己的儿子，她知道这位早熟的儿子也许最有希望重振自己的家业。因此，当鲁迅到日本留学之后，她既无法掩饰思念之情，又暗暗希望儿子在外面好好闯闯。可是，一个谣言从外面传来，说鲁迅在日本已与一位女子结婚，并说有人还看见他领着孩子在外面散步。
母亲自然是懵了，她想，儿子在外面结婚，就意味他难以回来了。对这位在多难中熬过来的人来说，这太可怕了。这不仅意味着她的家业前景暗淡，而且也难以从情理上使这位老妇人想通。于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催鲁迅回来。
现在尚没有文字记载有关鲁迅当时回国完婚时的心情。但从鲁迅后来流露出的感情来看，他的内心的难言之苦是那样的沉重。这的确是鲁迅的一个悲剧，但在清末的中国，这种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完全是正常的，司空见惯的。人们已习惯于这种先天预约形式所固定下来的婚姻方式。鲁迅默默地吞下这一杯亲人给予的苦水，爱情的领域仿佛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在他的内心中荒凉地搁置着。
婚期越来越近了，鲁迅一回到家中，家里顿时洋溢出喜庆的气氛。家里人忙里忙外，为这位留洋的青年操办起婚事来。鲁迅木然地坐在床前看着这些亲人，他能说什么呢？这些好心的人都被一种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