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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不是一个能很好处理家庭事务的人。如果不是鲁迅和羽太信子的存在，十几口的大家族，他恐怕难有周转之力。这是一个懂得谦让的人，只要不翻天，可以做学问，家中诸事悉听别人。鲁迅把全家人搬至北京，他甚为满意，有一段时间，还想把自己的日本岳父岳母也接来同住，这虽有妻子的压力，但总的说来，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以他那样的个性，在不同性格的人中间生活，似不成问题。何况还有鲁迅这样的支柱呢？
所以，有一段时间，周作人倡导日本的“新村主义”，那种浪漫的调子，和他的某种单纯的信念，不无关系。倡导“新村主义”时，他刚准备和鲁迅迁至八道湾，正要过着其乐也融融的大家族的生活。我觉得，1919年的周作人，还是很有些乌托邦色彩的。家庭的团圆，工作的顺心，事业的丰收，使他多少有种踌躇满志的样子。读周作人那时写的《访日本新村记》，不知怎么，便想起他与鲁迅及全家人共同去构建新生活的一种信念。日本的新村，是武者小路实笃发起的理想主义的社会运动。1918年，他买了若干亩田地，创建了“新村”。“新村”提倡“人的生活”，“各人先尽了人生必要的劳动的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各人自己的事。”这很有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生活的意味。周作人从日本人的实验中，似乎看到了一种人类的前景。这理论与实践，令他颇为鼓舞，马上就介绍到中国来，甚至像毛泽东这样的人，也被吸引过去，不久造访了周作人。从倡导“新村”的过程，能见到他精神的温和、理想的一面。我常常从他的这一面中，去理解他对自己的大家族的态度。这大概可以找到某种互证的因素。鲁迅似乎从未这样理想主义过，“新村”精神的提出，鲁迅却冷冷的没有反应，可见出他对黄金乐园的另一种看法。周作人后来反省自己，提出“新村主义”，多有宗教式的情绪，有许多稚气在里面。但这种反省，或说理想主义的破灭，也是在与鲁迅分手之后才出现的。从个人生活的经历，来揣摩周作人的家庭观，或许有臆断的因素，但我确信，他后来的悲观主义的出现，与他的大家族的崩溃，也是有关的。从与鲁迅的亲密无间，到后来的反目分手的过程，正是他思想急剧变动的过程。此外，很难解释清楚这种转变的由来。
总而言之，在北京和鲁迅共同生活的最初几年里，他们大致是快活的。在八道湾期间，两人创作十分丰厚，成绩卓著。鲁迅创作了《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白光》、《端午节》等小说，出版了《工人绥惠略夫》、《爱罗先珂童话集》、《一个青年的梦》等译著，并有《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的编定稿，杂文的数量更为可观。周作人则有《圣书与中国文学》、《山中杂信》、《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宽容》、《贵族的与平民的》、《诗的效用》、《文艺的统一》、《小河》、《歧路》、《日本的诗歌》等。这一时期，周作人出版了《自己的园地》一书，调子是明快的，似不及鲁迅那样的沉郁，文章大多是温和的说理、言志。香山养病期间，周作人的情调虽渐露出悲观矛盾的一面，但文字照例清澈闲雅，不像后来那样浓厚的绅士味。“五四”时代，周氏兄弟是以一体的形象出现在文坛上的。那时的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把他们称为“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文章中亦这样亲切地描述过他们。查鲁迅、周作人的日记，常可以看到两人一同出席《新青年》杂志社、北京大学学生中社会团体的活动。他们轮流做过《新青年》的编辑，在文坛与高校讲坛，引起广泛的注意。周氏兄弟这一段美好的历史，如今想来，很有回味之处。命运把他们拢在一起。后来又把他们分开。走到一起，是必然的；分开，也是必然的。就大局而言，搞启蒙，开民智，改良人生，他们没有歧意。而就具体的生存方式、价值方式、情感达成方式而言，殊多不同之处，所以分手又在情理之中。人生不在于结局如何，倘有过美好的过程，哪怕仅点点微弱的火花，亦足够珍贵的。这火花曾照亮过他们的生活，在寒夜有过温和的暖意，给寻路的兄弟，带来了一丝快慰。我觉得，在他们的晚年，回首当年的岁月，定会有无限感慨的。至少是周作人，从那散淡的、寂无声息的文字中，可看出这一点吧？
注 释
［1］ 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5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2］ 《鲁迅全集》第八卷，39…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周作人文选》第一卷，22…23页，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
［4］ 《知堂回想录》，267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5］ 转引自倪墨炎：《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
［6］ 《知堂回想录》，284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7］ 《知堂回想录》，275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8］ 钱理群：《周作人传》，19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9］ 《知堂回想录》，410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诚如一位日本人所说，东方的近代史是“被近代化”的过程。倘若不是西方人敲开亚洲诸国的门，有西学东渐之史，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大概还要推迟更久一段时光吧？“被近代化”，是不情愿的。晚清以来，众儒生面对异邦的物质和文化在中国的渗透，惶恐与怨怼，自不待言。黄遵宪周游半个世界，始悟吾国吾民之弊，有了东西方文化逆差的感叹。这是用生命来体悟的。至于梁启超、章太炎在日本发出的奇想，也多站在兴汉振邦的立场上，在对国民性自身的认识上，尚有缺憾。应当说，对中国人的理解上，早期的传教士与外来商人，是很独到的。那些第一代来中国的洋人，对中华民族奇异风俗的感受所凝成的观念，是中土之人难有的。这自然也产生出一些异议，洋人的文化优越感也油然而生。中国的门户开放，兴洋务，办洋学堂，派留学生，都非清政府自愿的结果，“被近代化”，就是不得不撕掉面子的无奈。所以鲁迅东渡日本时，看到己身的优劣，悟出国民性的弱点，那是悲叹异常的。周作人虽未经历过民族歧视的羞辱，但对中国文化衰落部分的感触，想必也很深。当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艺学发生兴趣时，至少在留学时期，对中国旧文化也是失望的。周氏兄弟居于东京期间，不仅关注域外诸思想史上的东西，对描绘中国文化、论述中华学术的著作，亦格外注意。这有两个来源，一是直接看洋人的书籍，如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等；二是接受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梁启超那时虽未像章太炎那样直接教过周氏兄弟，但兄弟二人对这位学者，一度曾经很是羡慕。那时梁启超是主张以小说感化民心的，亦提出“新民”之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历数了中国人的诸多弱点，例如缺乏公德，无国家观念，没有冒险之精神，等等。周氏兄弟对这些印象很深，从他们当时喜爱《新民丛报》一事，可见其影响之大。
梁启超的思想是十分庞杂的。他既有进化论的观念，又受惠于卢梭的某种精神。其所涉猎的领域亦十分广泛，有边沁学说、康德的思想、佛学理义、科学精神等等。因接触大量域外文明，对中国国民遂生出诸多不满。早年力主维新，倡明变法，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撰述多篇宏论，其中《过渡时代论》、《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新民说》等，思想一新，颇为青年注意，亦可谓启蒙的先声。梁启超曾痛感中华文明已病入膏肓，他引进化论之观点入中土，阐明中国已处于过渡年代，“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1］看到了时代的转机，导之以世界进步之声，这是梁启超那代人的功绩。他们甚至天真地把“黄金世界”的到来，看成必然的历史过程。但一旦触及到中国的具体国情，那呼声，总觉得有些弱小，改造社会，在那时谈何容易！后来的历史表明，更换政府容易，而改造国民性，则非一日半日之功。所以，鲁迅归国以后，把大量的精力投入于国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