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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针对大萧条中危机程度极为严重的运输业，特别是铁路运输业，罗斯福于５月４日提请国会通过《紧急铁路法》。根据法案，一个〃联邦运输协调员〃被授权促进或强制运输人的行动，以提出精简机构、防止浪费、改善铁路信用、改进财务组织、降低运费的措施，为达到这一目的，必要时可以照常把反托拉斯法搁置一边。该法废除了１９２０年《运输法令》中著名的形同虚设的政府征收条款，并规定把各个铁路控股公司置于〃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监控之下，以弥补以前法律上的一大弱点。这些对铁路运输业的良性复兴和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国会两院在１个月内就通过了这一法案。
罗斯福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２日晚，向全国作了第４次〃炉边谈话〃。他回顾了新政府自３月份以来〃足以自豪的事实和行动〃，并高度概括了〃第一次新政〃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最后，我要重复一下我在许多场合已经说过的话，就是自从３月份以来，政府的明确政策一直是恢复农业和工业能够重新向失业者提供工作的机会。其目的还在于使得公私债务的偿还大体维持在负债的价格水平。其目的是要逐步恢复物价结构的一定平衡，以便农场主能在比较公平的交易基础上用自己的产品去换取工业品。……我国人民中各个阶级的长远福利和安全，最终都决定于我们是否能够达到这些目标。〃在罗斯福政府的努力下，第７３届国会在前１５个月里同白宫就〃完成和巩固１９３３年３月开始的工作〃进行了有效的合作，这是“第一次新政〃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其目标的重要原因。对此，罗斯福在１９３４年６月８日的致国会咨文时表示了自己的赞赏和敬意。同时，他还相当满意地回顾了过去１５个月政府的既定目标及其成就。他解释说，家宅安全、生活保障、社会保障乃是联邦政府能够向美国人民提出的最低限度的承诺。这３件事构成了一切愿意劳动的个人和家庭的一种权利，也构成了联邦政府已经采取的救济、复兴和建设措施的基本的归宿。某些方面的方法和细节可以是新的，但联邦政府之所以建立的目的之一则将是不变的，即〃增进全民之福利〃，提供福利所赖以依存的社会保障。但是，由于罗斯福在执行①这一政策时，尚未能完全摆脱〃健全财政〃的旧信条，力图保持预算平衡，同时，他对私人品业“自我调节〃的期望值——
①《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６—６１页。也未免稍高。致使他所概括的那些目标指数未能全部很好地兑现——
换言之，他在抑制私人垄断、扶助农工、增强联邦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局部调整生产关系等方面显得力度和深度不够，甚至成就有限。这一情形也构成了１９３４年下半①年国内风云激荡的斗争局面的部分原因。毕竟，第一次新政给美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带来了新变化和长远的影响。《纽约时报》指出，罗斯福已经挽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特大危局，赢得了个人的大胜利，〃他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在美国人心目中他竟有呼风唤雨的本领，那时不管他要怎么干，全国都愿听命，甚至求之不得。〃内政部长伊克斯甚至认为，这不仅是一次〃新政〃，而是一个新世界，是离开一个阴森可怖的场所走向了开阔的树林地带。相对于胡佛任内的情景，第一次新政确如《柯里尔》周刊所说的，它使美国经历了一场惊人的变化，使美国人民在罗斯福的帮助和引导下战胜了恐惧。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国家渡过了最险恶的危机阶段，从谷底开始往上回升，远未步入复兴和繁荣的坦途。随着隐约可望的１９３４年中期选举的日益逼近，第一次新政的势头逐渐减弱——
①刘绪贻：《富兰克林·Ｄ·罗斯福时代》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０５页
第七部：拒绝摆布
隐隐风雷动
由于大萧条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历史背景，由于第一次新政不可能在经济复兴方面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在１９３３年秋天，农产评价格和工业生产再次回落。这种迹近于衰退的下降势头到了１９３４年春季才被克服。《纽约时报》每周工商业指数由１９３３年１０月的７２上升到１９３４年５月的８６。尔后一直到１９３５年春季，全国经济停滞不前，月复一月，商业活动指示图表几乎原封不动，利润缩减现象继续存在。１９３４年的国民收入总额只是比１９３３年高出不到１／４，比１９３１年少１００亿美元，稍多于１９２９年的１／２。秋天仍有１３００万人失业。第一次新政没有也不能给全体美国人民带来好处，很多人甚至还没有受到罗斯福的关注——南方的佃农、老年人、雇工、失业的大学生、农业季节工人、１年只干３个月的钢铁工人、共约７００万人的城市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信徒等。这些人急切地盼望美国能够出现一些能够引导他们脱离苦海的救世主。那些受惠于第一次新政的不同阶层的人们，其一度绝望的恐惧感业已随着境遇的初步好转而消退，生活质量的改善激活和触发了原已被冻结或麻痹的神经，他们不再祈求起码的温饱，他们的期望值开始升高，开始反过来对复兴的不稳定状态感到不满，对新政扶助工农的成绩有限不满。社会心态的这种变异在当时极其自然地发生、蔓延并流行起来。曾经是死水一潭，现在则是激流澎湃。
首先是垄断资本家们。这些曾因自我毁灭式的疯狂投机和盲目竞争而陷于没顶之灾的私营业主，在被罗斯福政府救上岸后，开始挑剔并指责救他们的人没有捞其他们的丝织礼帽，他们已不满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要求解脱束缚。他们对罗斯福曾寄予莫大希望的要求他们出于高尚精神而进行自我调节以及与政府合作的吁请，由不动声色而嗤之以鼻，继而鼓噪嘲弄，〃在有钱人的会议室和城郊俱乐部里，总统的名字变得不堪入耳。不论是总统还是他的财政部长都不能在银行家、证券经济人和实业家集会上讲话，而同时却不用担心会招惹麻烦〃。他们开始对新政府进行挑战。
几乎与此同时，两党保守派显露出了其一度收敛的敌意，对政府的表现与经济的停滞幸灾乐祸，并在媒界宣传中特别强调两者存在着必然联系。他们甚至对自己以前的行事感到后悔，他们不喜欢新政那样的愿意在预算方面出现比胡佛任内更高的赤字李贽（1527—1602）明思想家、文学家。原姓林，名载，不喜欢新政用美元搞通货膨胀来弥补赤字，不喜欢新政社会救济项目的规模和华盛顿在许多经济决定中表示的一致意见。对于罗斯福不知怎么从他们熟悉的政党和企业界之外发现并给带到华盛顿来的那些人，他们也深感不安：这些人包括像特格韦尔、莫利、伯利那样的学者，以及像霍普金斯、华莱士、珀金斯那样的社会活动家。一位年长的参议员声称这些人是一种新型人物，根本不能激仆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共和党保守派坚信现有工业和金融体系应不受阻碍地从事活动，它名义上的领袖是胡佛，胡佛批评政府的倾向已由于个人的痛苦遭遇而加强。有些民主党人对政府放弃健全财政这一悠久的党的原则感到不安，预算署署长刘易斯·道格拉斯在１９３４年８月因此而辞职。也正是在这个月里，一群心怀不满的民主党人，在全国委员会前任主席约翰·Ｊ·拉斯科布、１９２９年党的领导人艾尔·史密斯以及若干杜邦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