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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亩地皮租金课征1镑税，最终就会把前者提高到11镑，把后者提高到1001镑，因为这两者位置上的差别依然同以前一样，所以这一镑税要由房客来支付。但实际上，地皮租金税是房屋税的一部分，而房屋税是不固定的，是按房租的一定百分比课征的。所以，如果假设最便宜的地皮仍象以前那样缴纳1镑税，那么最贵的地皮就将缴纳100镑税，其中只有1镑可以转嫁给房客，因为地皮租金仍然只能提高到1001镑。因此，从最贵的地皮课征的100镑税有99镑都落在地皮所有者身上。由此可见，应把房屋税分为两部分来考察，一部分税落在房客身上，一部分税落在地皮租金上。
对于绝大多数房屋来说，地皮租金只占房租总额的很小一部分，因而几乎全部房屋税都落在房客身上。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例如大城市中处于有利位置的房屋，地皮租金才在房租中占主要部分；在为数不多的几种特别适宜于课税的收入中，这种地皮租金便是主要的一种，因为很显然，这种租金是迅速获得的巨额财富，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是少数家族仅仅因为偶然占有某些土地而意外地获得的财富，它们获得这种财富不费丝毫气力，不花一分钱，不冒任何风险。所以，对落在地皮所有者身上的那一部分房屋税，几乎提不出任何正当的反对理由。
就落在房客身上的那部分房屋税来说，如果它刚好与房屋的价值成比例，则它便是所有赋税中最公平、最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一种税。在一个人的支出中，房租最能衡量出此人的财力，而且总的说来，也与他的财力最成比例。同直接对收入课税相比，较为公平的还是课征房屋税，因为课征所得税对许多事情是很难或根本不能予以考虑的，而房屋税则能毫不费力地考虑到这些事情，房屋税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如果说一个人支付的房租能衡量什么的话，那它衡量的并不是此人的收入，而是此人的支付能力。我们只能根据以下两个理由严重怀疑这种税的公平性。一是守财奴可以逃避这种税。该反对理由适用于所有支出税，只有直接对收入课税，守财奴才无法逃脱。但现在守财奴并不是把财富窖藏起来，而是把它投资于生产事业，因而不仅增加了国民财富，从而增加了一般纳税手段，而且对它课征的税只不过从本金那里转给了所获得的收入，因为只要使用这种收入，就得纳税。第二个反对理由是，某人租用较大、较贵的房屋，可能并不是因为收入较多，而是因为家庭人口较多。然而，他并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家庭人口多是他自己造成的；就公众利益来说，应该鼓励减少家庭人口而不是鼓励增加家庭人口。
我国的税收很大一部分来自房屋税。城市的地方税全部是房租税，农村的地方税部分是房租税。窗税也是一种房屋税，但却是一种有害的房屋税，等于是课光线的税，由此而造成了房屋建筑上的缺陷。1851年废除了这种税而改征真正的房屋税，但税率要比1834年以前低得多。令人痛惜的是，新房屋税保留了旧房屋税的不公平原则，正是由于课征这种税的原则不公平，自私自利的中产阶级才竭力反对课征这种税。当人们听说象查兹沃斯或贝尔瓦那样的宅邸每年仅按假想的200镑租金课税时，人们当然很忿怒，按200镑租金课税的借口是，维持这种宅邸的开支很大，它们不可能得到更高的租金。也许它们连200镑租金也得不到，而如果以上论点是正确的，就应该不向它们课征任何税。但是房屋税并不是要课加在得自房屋的收入上，而是要课加在租房屋的支出上，想要弄清的是一所房子使居住该房子的人花费了多少钱，而不是房子租出去会赚多少钱。当居住者不是房子的所有者，因而不负责房子的修缮时，他所支付的租金便衡量出了这所房子使他花费了多少钱。但当居住者是房子的所有者时，就应该寻求另外的衡量标准了。应该对房子进行估价，不是以它能卖得多少钱进行估价，而是以重建这所房子的开支进行估价，所估得的价值应按期予以修正，减去因破损所失掉的价值，加上因修缮和改建所增加的价值。这种经常修正的估定价值便构成了本金，其利息按国债的现行价格计算，计算出的利息就应该是估定这所房子每年应纳税款的依据。既然低于一定数额的收入应免交所得税，低于一定价值的房屋也就应免交房屋税，所依据的是这样一条普遍原则，即维持健康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应予以免税。为了使单个房间的居住者和整所房子的居住者都公平地享受到免税的好处，应允许房屋所有者按不同房客居住的不同房间分别估计房屋的价值和房屋税，就象现在估计公寓的价值时通常做的那样。
第四章 论货物税
第一节 若对所有商品课征货物税，则这种税会落在利润上
所谓货物税，通常是指对生产者课征的税，或指对介于生产者和最终消费者之间的运输者或商人课征的税。直接向某些货物的消费者课征的税，如房屋税或我国的车马税，虽然也可以称为货物税，但实际上并不是货物税，因为货物税这个词按习惯只用于指间接税，所谓间接税是这样一种税，某人缴纳了这种税后，可以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补偿。货物税或以国内的生产为课税对象，或以别国货物的输入为课税对象，或以国内运输或销售为课税对象，因而可分为消费税、关税、通行税、转口税等几类。无论货物税属于哪一类，也无论是在社会进步的哪一阶段课征这种税，它都会增加生产费用。我们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生产费用这个词，这里的生产费用包括运输和分配的费用，一般还包括商品上市的费用。
当生产费用被一种税人为地提高时，所产生的结果同生产费用因自然原因而提高时是一样的。如果只有一种或几种商品受到影响，则其价值和价格将上升，从而被课税的生产者或商人将得到补偿；但假如对所有商品都按照其价值的比例课税，则生产者或商人将得不到补偿，因为无论是价值还是价格都不会普遍上升。价值的普遍上升是荒谬的，价格的普遍上升则是完全不同的原因造成的。然而，正如麦克库洛赫指出的，由于各行业使用的资本具有不同的耐用性，因而对所有商品课征货物后，价值会发生变动，有些价值下降，有些价值上升，前面已讨论过了资本的耐用性对价值和价格的影响。工业的总产出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用于重置所消耗的资本，另一部分则是利润。投入两个生产部门的相同资本额应该产生相同的预期利润；如果一个部门的固定资本比另一个部门的固定资本所占的份额大而且更为耐用，则该部门每年消耗的资本就较少，需要重置的资本也较少，从而如果两个部门的利润绝对相等的话，前一个部门的利润就将在年收益中占较大的份额。要从1000镑资本中获得1OO镑利润，一个部门也许不得不出售价值1100镑的产品，另一个部门也许只须出售价值5O0镑的产品。如果对这两个工业部门都课征5％的从价税，则后一个部门将只被课征25镑税，前一个部门则将被课征55镑税；后一个部门将剩下75镑利润，前一个部门则只剩下45镑利润。因此，为了使它们的预期利润相等，一种商品的价格必须上升，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必须下降，或两种商品的价格都上升或下降。相对于使用机器较多的商品而言，使用劳动较多的商品其价值必须上升。这方面的问题就不必作更深入的讨论了。
第二节 若只对某些商品课征货物税，则这种税会落在消费者身上
课加在某种商品上的货物税，无论是对其生产、输入、运输还是销售课征这种税，也无论是对一定数量的商品课征固定金额的税还是课征从价税，一般说来都会提高该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提高的幅度至少与税额相等。而实际上提高的幅度几乎都比税额高。首先，对生产课税，几乎都得相应地制定防止制造商或商人偷税漏税的限制性规则。这些规则常常给制造商或商人带来麻烦和纷扰，使他们增加开支，为此，他们必须在商品的价格上得到补偿。这些规则还时常干预生产方法，迫使生产者采用最便于课税的生产方法，尽管对生产来说不是费用最低、效率最高的方法。无论什么样的强制性规则，都会妨碍生产者采用新的、更好的生产方法。再者，由于生产者和商人必须预付这种税，因而他们的经营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