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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都是在极“左”政治压力下“凤凰涅癱”情结的巨大能量的释放。尽管我们说，郭沫若写《凤凰涅癱》有当时的具体偶然因素和背景，比如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说：“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这里有一种对过去的忏悔心态，但是，它无形中成为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宣言书式的作品，以及二十世纪中国命运和政治思想倾向的预言和概括，则可能是郭沫若本人也没有想到的。
这种激进主义的时髦表述就是“不断革命”，它与“凤凰涅癱”的情结相对应。“革命”无非是两种：“革他命”与“革己命”。“革他命”类似“天狗”吞“月”，“革己命”类似“凤凰”自焚。但在“革命逻辑”里，二者从来是无法分开的，往往是绕了一个喜剧式的怪圈，掺进了令历史老人难堪的反讽意味。
最典型的是，1966年4月郭沫若在会上的公开表态：“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愈来愈感到自己处境不妙，“革命”已烧到自己的“眉毛”了。“改造灵魂”的口号不知喊过多少次，而一旦“香木采集”好了，堆到自己的脚下要“革己命”，他内心是不是有些恐惧和惊慌呢？这次公开表态引起了国内外的震动。之后不久，郭沫若申辩说：“我那是凤凰自焚、求得再生的意思。”因为“烧掉”合乎“凤凰涅癱”的“革命”逻辑，所以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此有人认为郭沫若这些话完全是出于“聪明”和“亡羊补牢”的策略，甚至认为是一种逢场作戏。但我们也不能否认，郭沫若说这话也许正是源自内心深处那个“凤凰涅癱”的情结。历史中的人往往亦真亦假，连郭沫若也未必识得自己的真面目。
不知1966年的郭沫若是否想到过，他在1948年写的那篇专事打棍子、“革他命”的“奇文”《斥反动文艺》来。在他的“反动文艺”大网篮里，各色皆有，黑色的萧乾，蓝色的朱光潜，桃红色的沈从文，等等。在该文中，郭沫若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气势汹汹地写道：
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这位“贵族”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为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人如桃红小生、蓝衣监察、黄帮兄弟、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着了。……对于这种黑色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献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御用”这个词，几乎成了对建国后的郭沫若自己的绝妙反讽和谶语。他后来写的诸如肉麻吹捧江青等的诗词，以及专著《李白与杜甫》，成了“御用”这个词的最好注解。他实在想不到，“文革”一开始，他就处在当年他打击“黑色反动文艺”矛头所指的位置。当年萧乾为此写下《拟J。马萨里克遗书》，后来被划成“右派”；沈从文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一度试图自杀，被迫搁笔数十年；朱光潜反省自己，痛悔过去，开始了思想改造的艰难历程。不过，远在“文革”爆发的前几年，郭沫若两个上大学的儿子郭民英和郭世英，就因“思想越轨”问题而倒霉。郭世英在1963年即被公安部门定性为“敌我矛盾”，后经周恩来过问，被“宽大”地
“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所谓“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参了军的郭民英于1967年4月开枪自杀身亡，而郭世英在1968年4月19日在农业大学被造反派绑架。当天，郭沫若就知道了这一消息。晚上他原本可以在一次宴会上请求周恩来过问帮助解决，但郭沫若最终没有开口。当得知郭世英惨死后，面对于立群的指责，他沉默，沉默。他说出一句话：“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
儿子的惨死，没有激起郭沫若的反抗和反思。但他内心备受失子的打击和煎熬也是事实：郭沫若从那一天开始，经常伏在案头，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郭世英的日记，整整抄了八册。“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是着眼于国家“红色江山”的政治前途的，因为他的儿子与当下政治唱的是异调或反调，与他这个做父亲的政治观点和思想立场大不相同。郭沫若坚信他是正确的，代表了“红色江山”的未来。只有在这儿，“革他命”与“革己命”被残酷地统一起来了。儿子的死是“革他命”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在“革己命”。他必须经受“凤凰涅癱”的痛苦和麻木。如果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是玩障眼法蒙混过关尚可以说通的话，那么对自己的亲生骨肉也如此，就太违常情了。我以为，郭沫若这些行动的根据必须到他的内在逻辑中去找，到他根深蒂固的“凤凰涅癱”情结中去追究。
“我也是为了祖国好啊！”他真的找到了没有比之更充分更强大的理由了。所以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在宴会席上他没有向周恩来提出来。换他的另一句话说，“我那是凤凰自焚、求得再生的意思”，也即“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改造我们的灵魂”。看来，这是对郭沫若最深刻的“政治考验”之一，真正触及他的“灵魂深处”。他摇晃着站稳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成为“狠斗私字一闪念”的
“继续革命者”。他的彻底性，还表现在他的临终遗言上，他要将那“自焚”后的生命余灰撒到大寨的虎头山，以“求得再生”。
郭沫若只不过是极“左”时期一个典型的个案。当时的“凤凰涅癱”情结，其实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不断改造”的心理中。巴金在《随想录》回忆“文革”这一段时也说：“一方面想到即将来临的灾难，一方面又存在着幸免的心思。……我终于在会上主动地检查了……错误。我还说我愿意烧掉我的全部作品。这样讲过之后比较安心了。”他还说：“我怕极了，真的朝夕盼望来一场天火把我过去写的文章烧光。”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文品格和傲然骨气严重滑脱、丧失，应该说与此密切相关。从表面看，旧我欲产生新我，必通过激烈的火的焚烧。“自焚”是手段和途径，“再生”是由此带来的必然之果。但是，我们且不论“自焚”是否为必由之路以及能否带来“再生”之果，仅从它们所陷入的“焚毁—再生—焚毁……”的循环逻辑来看，二者因相互重叠而可以相互置换，从而被导向一种恶性扩散的癌性状态，“焚毁”几成目的。同样，“海燕”是不断地呼唤和迎接“暴风雨”，一次比一次“更猛烈”，进而与“暴风雨”合一，“暴风雨”成了“海燕”生命和价值的替代物。毫无疑问，“海燕”也有它悲剧性的一面。三十年代，有多少布尔什维克的“海燕”被斯大林当作异己分子，无情地、秘密地从肉体上被“清洗”掉？
对郭沫若的政治表现和御用嘴脸，我们尽可以嘲笑和批判，但作为一个悲剧中人和他内在的悲剧性，除了表层的滑稽可笑外，不能不给人们以深层的酸楚和苦涩。正如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咳！总之，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凤凰）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可是我怕终竟是个幻想罢了！”不幸的是，这些话成了他未来命运的写照和谶语。历史没有再给郭沫若像巴金写《随想录》那样的机遇。可能是历史老人听厌了那些忏悔。谁敢说郭沫若不会重复他半个世纪前说过的这些话呢？
登堂入室的门径
——《史籍举要》再版前记
？ 瞿林东
柴德赓先生（1908～1970）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史家，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