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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具有多样化、差异格局的人类文化和文明格局中，任何一种文化的普世主义情结，实际上都是一个误会，是一个对人类历史和真实世界的误会。而这个误会之所以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鲜明，在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人类之间经济、文化、政治交往的急剧增多，显著激发了非西方世界的国家民族观念，唤醒了非西方世界对于自身权力利益的自觉。在反对西方的权力优势、维护和争取与西方世界的平等权利的争斗中，非西方世界的文化本土化思潮，实际上也是在权力劣势的情况下成为凝聚人心、捍卫自身利益的一个工具，或者说，文化和文明的自觉，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的下意识维护，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利益。在文化、文明与权力、利益和审美的相互纠葛中，如果强行推行文化普世主义，会遭遇什么样的问题和结果呢？亨廷顿认为它会带来三个方面的疑难：其一，它是错误的，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并不像西方的诠释者所诠释的那样，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事实上它具有历史的恒定性，身处在每一种文化系统中的人，都会基于审美或者现实利益的考量，自然而然地倾向于维护自身的文化系统，而对外来文化系统的强行同化予以抵抗；其二，它是不道德的，因为文化的普世需要政治和军事权力的扩张作为后盾，普世主义逻辑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帝国主义，但二十世纪前欧洲国家的对外扩张经历，早已证明了它的非正义性，以及西方的自决与民主价值观的相背离，况且，今天的西方已不再具备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社会所需的经济动力或者人口动力；其三，它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战争，即使对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1〕。
基于文化普世主义的不可信、不可行，亨廷顿警告西方人应该意识到西方文明的特殊性，提出西方文明的未来任务，不再是对外扩张，而是要维护自身的内部团结，“对于西方来说，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2〕，因为，世界的灾难可能就来自于西方人过度的文化自信，所以，作为西方人，应该“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惟一最危险的因素”〔3〕。然而，西方世界听从了亨廷顿的忠告了吗？撞向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三架飞机，已经对此作出了说明。毋庸讳言，这正是强势文化试图同化弱势文化以及所施加于弱势文化的压力过大，而使弱势文化超越容忍底线的结果。我们在此也看到了生活方式全球化的同时，精神生活本土化的一个真实而惨烈的活生生的现实场景。
这起骇人听闻的悲惨事件，有没有唤醒西方世界的文化自觉？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远景乃至近情。意大利的那位右翼总理贝卢斯科尼，在事件发生不久就发表了一番“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宏论。首先，他认为西方文明比伊斯兰文明优越，更关心人的价值与权利，因为“西方文明最伟大的价值是自由，而伊斯兰文化遗产的价值观并不是自由”，然西方文明作为一种制度其价值取向是“宽容和对多样性的理解”，而穆斯林国家恰好形成对照，它们所维护的是“宗教权和政治权”，“伊斯兰文明已经停滞了一千四百年”〔4〕；其次，他公然呼吁欧洲人应该意识到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主张西方文明征服伊斯兰文明。贝氏甚至毫不讳言地说：“西方仍会继续征服其他民族，就像它曾经征服共产主义一样。”〔5〕贝氏的言论，仅仅代表他一个人的看法吗？一个国家的首脑说出这样的话来，在他的背后理由当然是千千万万。只是，不知是他没有看清还是他在有意回避，不正是因为文化对文化的征服，才引发了血腥的暴力事件吗？如果西方人真的按照贝氏的主张来做，那么结果只会是世界陷入套套逻辑，报复与反报复形成恶性循环。
美国总统布什看来也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在需要淡化仇恨、控制冲突的时刻，他竟然宣称要对恐怖分子展开“十字军东征”，虽然他很快就改口了并且声明：“我们必须向中东人民解释清楚，例如，我们不是对回教或回教徒发动战争。我们没有追究任何宗教的责任。我们是同邪恶展开斗争。”〔6〕但他脱口而出的那几个字，怎不使伊斯兰世界立马感觉到这是他内心的自然反应呢！而五角大楼一开始将对阿富汗的攻击行动，取名为“无限正义”，无疑也暴露了同样的心理。这也就可以理解，面对回教国家许多人的仇美行为，布什总统为什么感到“惊讶”了——美国人仍在认为，只有他们的文化和行为才构成“正义”，那么他们当然要惊讶于回教国家对“正义”的反感。贝卢斯科尼和布什，在恐怖事件发生后再一次不自觉地、生动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文化文本。他们所无法理喻的是，其实，正是身处西方之外的人们，看出了西方世界的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才使得他们增强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感和对自身文化与道德力量的自信。在这方面，身处西方文化环境的亨廷顿也看得清清楚楚，他说，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文明内部正面临来自自身的挑战：“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远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7〕这些败象表现在：第一，反社会行为的增长，诸如普遍的犯罪、吸毒和暴力行为；第二，家庭的衰败，包括离婚、私生、未成年人怀孕和单亲家庭的增加；第三，至少是在美国出现了“社会资本”的下降，即志愿组织成员的减少，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的下降；第四，“职业道德”的普遍下降和自我放纵现象的增加；第五，对知识和学术活动投入的减少，在美国表现为学术成果水平降低〔8〕。
（三）
今天，人类在文化上面临的困境有两种：其一，经验告诉我们，以一种强势和“优等”文明整合兼并弱势和“劣等”文明的办法，无法解决文明之间的冲突，无法实现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友好相处。原因是，人们对文明和文化的选择，除了出于实用考虑、对现实权力和利益的一种计算外，同时也是出于审美的自觉和不自觉。进入宗教和信仰境界之后，文明和文化实已成为一个群体的生存宿命，他们无法逃避历史的安排，这是“历史性的永恒性”（陈家琪先生语）的体现。其二，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安然于人类间的文化不同质，人类将始终存在文化和文明冲突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如果单纯奉守着文明间的不同质，世界将永无实现和平与安宁的可能。这两点结论都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关。“文明冲突论”的一个前提是，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所造就文化差异，容易孕育不同的文化认同乃至族群、社会、政治的认同，而文化冲突的种子，又来自认同的分裂。我们既不能对文化对立的加剧无动于衷，也不能以强加、同化的方式来减小文化差异，那么，在一个具有差异性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又到底该如何作出选择？坐以待毙显然是不足取的，我们还是需要作出选择，想方设法步出危险。其实，从上面两种困境中，我们同时也能发现正向性的启示。第一种经验提醒人们：人类的和平与安宁，很大成分上取决于人类间的文明共性，为寻求文明共性，以一种文明兼并其他文明的做法虽不可取，但这并不意味着寻求文明共性此一努力本身有什么不对；第二种经验提醒人们：面对文明间的差异，无所作为，停止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任文明间鸿沟拉大，也不是可取之道。基于文明间相处的两种困境及由此产生的这两种推理，事情的着重点，是否实际上已经明朗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保持和尊重文明差异的基础上，发掘文明间的共性，增大文明间的同质面？
让我们再回到亨廷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讨人喜欢，不过，在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