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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彬彬
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在大陆的读书界已颇有名气，这主要得力于他的《胡适杂忆》和《晚清七十年》等几本书在此岸的出版发行。唐先生勇于立论且涉笔成趣，虽托身学院但论学却没有学院气，这是他的书拥有较多读者的原因之一。唐先生的几本书，我也读得津津有味。有味，不仅因为书中那些令我叹赏的议论，也因为书中那些令我疑虑和拒绝的观点。我觉得，唐先生之所以有这些令我不能接受的观点，主要源于他作为一个在美国讨生活的华人学者特有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是大值得玩味的。
这里只说说唐先生对胡适的非议。作为胡适晚年过从甚密的小友，作为一个对胡适的道德文章从内心发自敬仰的人，唐先生并没有以感情代替学理。他不仅说了他所认为的胡适的伟大功绩，也指出了他所看到的胡适的重大缺陷。从遣词造句中，感觉不到唐先生对胡适有丝毫的偏袒和讳饰。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也是极值得大陆的文入学者效法的。唐先生对胡适的非议，有些是十分精辟深刻的。在《胡适杂忆》中，唐先生指出胡适成名太早，“少年翰苑，中年大使，晚年院长，‘飞来飞去宰相家’”，生活经验极其单纯，对民间疾苦所知甚少，更无切身的体验，所以写不出那种字字血泪的文章。这种观察便很是准确。唐先生又指出，胡适从康乃尔大学读本科时起，就对经济学不感兴趣，不曾选修有关经济的科目，一生对各种经济学说也很少涉猎，而“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这也算击中了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要害。不知民间疾苦和不懂经济理论，这二者其实是相连的。当时中国最广大的民众的生存状况，算是中国实际的经济，而各种经济学说则是理论上的经济。只有既对现代经济理论有尽可能多的了解，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深为熟悉，谈论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才能更搔到痒处，也才能为当时的中国找到一种庶几可避免重大社会动荡和历史悲剧的方略。而对中国的政治有极大兴趣的胡适，却既不具备理论上的经济知识又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这不仅是他“晚年”谈政治的致命伤，也是他一生谈政治的致命伤。这种在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大师”的胡适身上表现出的致命伤，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也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集体的缺陷。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运动之所以被认为软弱无力，之所以以失败告终，这该是不应被忽视的原因。
但因为胡适有这种“致命伤”而否定他对政治的谈论，认为他那些关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言论都没什么价值，则又是极为偏颇的。唐先生强调胡适“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学方面”，而“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唐先生显然认为胡适那众多的文学以外的言论没有多少价值可言。我们知道，胡适在留学期间，就经历过两次美国总统大选，对美国的民主政治以及自由、人权观念有很深的了解。胡适坚信他在美国懂得的自由、民主和人权，是普世性的，是能够适用于所有民族的。把在美国懂得的政治价值在观念和制度层面上移植到中国，是胡适一生梦寐以求的，他所有的政治言论都是围着这一点打转。而唐德刚先生所不满于胡适的，也正是这一点。唐先生一再指出胡适在政治上“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并为此遗憾不已。唐先生认为，胡适要在中国谈政治，就应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属于自己的理论，而不应该跟在美国人后面跑。为何不应该跟在美国后面跑呢，就因为美国的那一套价值观念是并不可取的。至于胡适为何把本不可取的美国价值奉若神明，唐先生认为，这是因为胡适对美国并不了解。在《胡适杂忆》中，唐先生屡屡强调胡适未曾与美国人“共过事”，未曾与美国人深切地打过交道，因而对美国人始终是雾里看花。真实的美国是什么样呢，唐先生认为，是“小人国”，是“绝情寡义”的“鬼吃鬼”的社会。《胡适杂忆》虽并不是一本谈美国的书，但从唐先生偶尔谈及美国的片言只语中，可感到一种对美国的刻骨仇恨。
胡适前后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几年。留学期间他不但积极参与美国的政治活动，而且经常出入美国家庭，并与唐德刚先生所谓的“洋婆子”谈过准恋爱，担任驻美大使期间，干的则是专与美国人打交道的事，说胡适不了解美国，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当然，唐先生在美国生活的时间也不短，并且已成了“美国人”。在写《胡适杂忆》时，他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已经比胡适多出数年了。不过，唐先生对美国的感受和理解之所以与胡适相差很大甚至尖锐对立，或许并不能解释为唐先生比胡适更了解美国，而应该把原因归之于唐先生这类人在美国的生存境遇和生存体验与胡适很不相同。胡适虽热爱美国，但从未想过要加入美国籍，最终也算是叶落归根。唐先生这类人，却是以在美国生根并最终成为美国人为目的的。在为此目的而奋斗的过程中，唐先生们饱尝了艰辛，有过无数大大小小的屈辱，有过多次打落门牙往肚里咽的经历。这种情形，唐先生在《胡适杂忆》中也多次谈及。例如，他曾谈到，当从史料中得知早先的华人在美国的“排华法案”下所受的虐待而“每为之掩卷流涕”：“读起这些血淋淋的史实，真为之怒发冲冠。加以笔者本人亦以打工关系——从‘蓝领’到‘白领’——加入华侨苦力行列有年，目睹那时美国移民官吏之横暴，白种流氓歧视华人之无理，以及华裔苦力猪狗不如之惨状，真是触目惊心！”唐先生并“自恨无杜子美百一之才，否则我把这些血泪的故事谱入诗篇，直比‘三吏’、‘三别’不知要惨痛多少倍！”唐先生还特意提到，胡适、梅光迪、陈衡哲等留美的“中国少爷小姐”在校园内诗酒唱和、其乐陶陶之日，也正是“美国排华最高潮之时”，而这也是“最令”唐先生“感觉遗憾”的。从史料中得知在美国排华最高潮时胡适一类留学生以外的华人在美国的悲惨遭遇，是唐先生这类人仇视美国并在政治和文化价值上“排美”的一种原因外，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身在美国社会生存的艰辛。由于美国社会本身的进步，唐先生们虽已不至于受到早先的华人所经历的那种虐待，但以一个异质文化中生长的人要在美国生存，仍然是大为不易的。再说，唐先生是在四十年代末的国内政治剧变后赴美的，而这也正是华人潮水般涌入美国之时，那么多华人一下子踏上美国土地，要混口饭吃当然有些艰难。在《胡适杂忆》中，唐先生也说到，许多原本属文史科的华人青年，到美国后只得改弦易辙，学习在美更有用场的专业，这样衣食饱暖也就有保证些，而唐先生却执拗地坚持着文史不放，自然就要为生存而品尝更多的屈辱，付出更大的代价了。从这种个人在美国的不良的生存体验出发，唐先生对美国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都不予认可。而胡适对美国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的赞赏，自然也就要受到唐先生的调侃、非议了。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有所谓“民工潮”，大量农民从农村涌向城市，成为城市里的所谓“农民工”。我多次与这类“农民工”交谈过。我觉得，“农民工”中有一部分人面对城市的心态，与唐德刚先生这类人面对美国的心态不无相似之处。作为一个所谓的“农民工”，要在城市生存，当然也是艰难的。何况，他们离乡背井来到城市，目的是要挣点钱，回去讨老婆、盖房子。在交纳各种苛费杂税后，这样，自己的生活支出就要最大限度地压缩，也就令他们更感到在城市生活的辛酸。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这种生存体验中，滋生出对城市的仇视，把城市说得一无是处，认为城市人是自私的、冷漠的、残酷的，也拒绝城市的那套价值观念。更有甚者，他们把对城市的仇视化为现实的行动，对城市的公共设施进行破坏，对城市人进行偷、抢、杀。“农民工”在城市的犯罪，是很严重的问题，而对城市的仇视，应该是促使犯罪的原因之一。唐先生这类学者，虽提起华人在美的处境时往往切齿之声可闻，但却不会轻易地化仇视为行动。但我也注意到，在《胡适杂忆》中，唐先生对那些“跟在洋人屁�